張鐵志專欄:一個黑人少年之死、一場暴動與一個黑人總統

2015-05-02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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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的摩市民不滿警方對葛瑞執法過當。(美聯社)

巴爾的摩市民不滿警方對葛瑞執法過當。(美聯社)

又是一個黑人青年死於美國警察手中,這次是巴爾的摩,去年是佛格森、是紐約市──當然這種事件在美國各地都不斷上演,只是沒有釀成如此巨大的抗爭。

又是一次嚴重的黑人暴動與騷亂──這讓人想起六零年代中期,幾乎每年夏天在美國主要城市的黑人貧民區都出現暴動。在1968年的巴爾的摩,嚴重暴動造成六個人死亡,七百人受傷。

不只是六零年代的暴烈陰影從未遠去,而是美國種族主義的問題從未消弭。

巴爾的摩暴動(美聯社)
巴爾的摩暴動(美聯社)

今年的奧斯卡電影金像獎上,最動人的一幕是以電影《Selma》的主題曲「Glory」獲得最佳原創歌曲的John Legend和Common的獲獎詞:「這部電影是關於五十年前的事件,但是我們說「賽爾瑪就是現在」,因為對正義的鬥爭就是在此刻。我們知道他們在五十年前所爭取的投票法案現在遭到很大的妥協。我們知道現在對自由和正義的抗爭是真實的。我們住在一個世界上囚禁最多人的地方,現在在牢裡的黑人比1850年的黑奴還多。當人們跟著我們的歌曲前進時,我們要告訴你們,我們跟你們在一起。我們看見你們,我們愛你們,讓我們一起前進。」

 

這是多麼巨大的諷刺:《Selma》這部電影是描述五十年前金恩博士帶領黑人爭權他們的基本公民權利,他們為了追求種族平等的基本夢想,被警察毆打與囚禁、被暴徒攻擊與殺害。然後,民權法案通過了,百年的種族隔離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了,然而,正是在民權運動法案通過之後,連續數年都有嚴重的黑人暴動,而到今天,黑人仍然在許許多多層面受到歧視和不平等的待遇。

在1967年的暴動之後,美國聯邦政府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原因,他們的結論是「美國有兩個社會,一個黑,一個白,是分開且不平等的」。看來這句話至今真實。

的確,當年金恩身邊的許多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後來當上了市長與國會議員,也越來越多黑人成為企業界、學術界、娛樂界的重要領袖,甚至許多黑人覺得一生都不可能看到的事也出現了:美國選出一個黑人總統。

世界確實向前進了,只是前進的並沒有那麼多。

在空間上,許多城市仍然有嚴重的黑白隔離,黑人社區缺乏發展機會,教育和公共品質低落,導致貧窮與高犯罪。在今天的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的財富差距比1967年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甚至比1970年代嚴重種族隔離的南非更為嚴重(根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近年來,美國許多州更立法限制黑人投票權,彷彿1965年金恩博士最終沒有走過賽爾瑪的橋。

即使不是底層的黑人,他們在各種社會互動,包括求職、購物、叫計程車,都會感受到種族歧視的眼光。

2009年,一位哈佛大學黑人教授在自己家門口被逮捕,因為他沒攜帶鑰匙而被視為小偷,成為全國新聞。而本屆奧斯卡的提名也被批評有種族偏見:所有主要提名演員都是白人,電影《Selma》受到嚴重忽視,因此典禮主持人在開場時諷刺道,今天我們向美國最優秀和「最白」(whitest)的人致敬──喔錯了,我是說最聰明的(brightest)。

問題更嚴重的是,一項哈佛大學的調查顯示,白人平均來說認為反白人的種族主義比反黑人的種族主義更為嚴重。因此美國星巴克咖啡在三月下旬展開新政策,店員在給客人的咖啡杯上寫上「Race Together」,以鼓勵客人和員工談談美國的種族問題。因為這是美國真實存在的問題,不能假裝沒看見。(不過,星巴克這個政策遭到很多訕笑。) 這也是1967 年聯邦政府調查委員會就說過的結論:「白人從來沒有徹底了解──而黑人從來沒有忘記──白人社會和黑人貧民區的出現脫不了關係。是白人社會創造了和維繫了黑人貧民區。」

這次事件發生的巴爾的摩地區就是美國種族問題的明證:這個城市有陽光明媚、充滿觀光客、以白人居民為主的港口,但也有很大部分貧窮、破敗的黑人區。死亡的青年格雷(Freddie Gray)是來自這個城市最窮的地區Sandtown-Winchester。這個區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失業,有三分之一的房屋是空的,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2005到2009年間曾經被逮捕(根據「時代」雜誌)。在這個城市,警察對黑人的暴力是常態:2011-2014年間,政府賠償了六百萬給將近一百個警察暴力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包括青少年與87歲的的老太太。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佛格森是白人掌握權力,巴爾的摩的市長、市議會主席、警察局長和許多城市的領袖都是黑人,警力也有一半是黑人。這說明了問題的本質。

而別忘了現在正是美國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歐巴馬給過關於種族主義最重要的演講是在他競選期間,他之前教會的萊特牧師(Jeremiah Wright)用非常激烈的字眼批評希拉蕊和白人。在這個重要的演講中,歐巴馬提醒人們認真面對美國的種族問題,談到黑人與白人不願在公開場合講、但深植於心中的憤怒;他說,雖然萊特牧師仇恨白人的言論不對,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他們那一代的人成長背景,瞭解他們在那個種族不平等結構下的挫折與辛酸。而許多黑人面臨的不公義,例如教育與經濟資源,乃至社區的公共設施的不平等,至今仍然存在。所以,「這些羞辱、疑惑和恐懼的記憶並沒有消失,他們這些年的憤怒和苦悶也依然存在。」

「這些憤怒是真實的,如果只是一廂情願地希望他們不再憤怒,而不瞭解他們的根源,只會更強化種族之間的誤解和裂痕而已」。

 

當選後,在美國滾石雜誌的訪問中,他說,「我從來沒認為,我當選總統,我們就會進入一個後種族(post-racial)的時期。但另一方面,我的一生看到了種族態度如何改變並且改善….當我在各地旅行時,許多人會說一個非裔美人的總統對黑人男孩、女孩來說是多麼有鼓勵性。但別忘了,對許多白人男孩、女孩來說,一個黑人總統是很自然的。這是他們成長時所看到的總統,而這就是態度的改變。」

如今看來,這段話來太天真了。在巴爾的摩事件之後,歐巴馬說,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必須尋找我們的靈魂,但可惜的是, 他作為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卻在任內沒能有效改善美國種族問題。這或許是最大的悲哀與無奈。

*作者為作家,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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