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侵犯、性騷擾的「#MeToo運動」終於在台灣風起雲湧，雖然較美國遲到將近七年，但仍然徹底震撼從政界、學界、媒體、社運、文化界到演藝圈的上層結構；與中國的彭帥vs.張高麗、弦子vs.朱軍事件相較，更突顯了台灣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貴。觀察這場社會運動如何從涓涓細流到波瀾壯闊，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吹哨者（whistleblower）。
六月十六日，堪稱當代歐美吹哨者「祖師爺」的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以九十二歲高齡辭世。他在一九七一年公之於世的四十七卷、七千頁《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揭露美國政府如何在越戰議題上欺瞞民眾與國會，盲目擴大參戰規模；再次確立新聞媒體作為政府「看門狗」（監督者，watchdog）的職責；促使聯邦最高法院做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判決；導致尼克森（Richard Nixon）政府惱羞成怒、走火入魔，最終釀成美國政治史上最大風暴——水門案醜聞（Watergate scandal）。
換言之，作為吹哨者，艾爾斯伯格除了是祖師爺、先行者，他的成就與影響更樹立了難以超越的標竿。
艾爾斯伯格一九三一年生於芝加哥一個猶太裔家庭，哈佛大學畢業後加入美軍陸戰隊，曾見證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退伍後回到母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同時進入與軍方關係密切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在五角大廈與國務院工作，曾經派駐越南兩年，接受戰火洗禮。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都是華府軍事國安領域的菁英，民主黨政府與共和黨政府都對他信任有加。
然而他也和當時無數美國民眾一樣，對越戰泥淖（美國在一九五五年正式介入，一九六五年投入地面部隊）感到幻滅；質疑政府「越南赤化將引發亞洲赤化骨牌效應」的說詞；越來越認定美國打的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而且成了罪孽深重的「侵略者」；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成分已經幾近消失。
艾爾斯伯格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身處政府機要，感受來自深度參與和近距離觀察，而且在批判與抗議之外還能夠有所作為。他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回憶錄《秘密》（Secrets）中寫道：「一整個世代的越戰局內人和我一樣幻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盡頭。最遲到一九六八年時，他們也都和我一樣，期盼美國退出戰局。」
於是，艾爾斯伯格成為「潛伏」五角大廈的反戰人士，他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才對得起理念與良知，更清楚這樣做的現實後果——失去事業，甚至失去自由。
《五角大廈文件》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由詹森（Lyndon Johnson）政府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下令編纂，先後動用36位分析師（包括艾爾斯伯格），爬梳國防部長辦公室的龐大檔案，彙整從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到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對越南的政治與軍事介入，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就職前夕）完成，包括四千頁原始政府文件、三千頁歷史分析，被列為「絕對機密」（Top Secret），總共印出十五份，艾爾斯伯格所屬的蘭德公司持有兩份。
一九六九年八月，艾爾斯伯格聽了一場反戰人士凱勒（Randy Kehler）的演講，得知台上講者即將因為「拒絕徵兵」入獄，大感震撼，多年之後回憶：「他以生命樹立典範⋯⋯為所當為，選擇入獄服刑。我確信美國政府正在進行一場不義之戰，年深月久，越陷越深，每年都有數千名美國青年因此犧牲⋯⋯我離開會場，找到一間荒廢的男廁，坐在地上哭了一個小時。」
艾爾斯伯格並研判尼克森政府會繼續深陷越戰泥淖，必須有人使出霹靂手段。那年十月，他在一位蘭德同事魯索（Tony Russo）協助之下，開始偷偷影印《五角大廈文件》。歷史上的某些時刻，個人也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而且只需要一份文件與一部全錄（Xerox）影印機。
艾爾斯伯格原本試圖透過幾位反戰參議員在國會公布，但此路不通，於是決定交給媒體處理。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刊出《五角大廈文件》第一批內容，舉國譁然，尼克森政府立刻以「傷害國防利益」為由向法院聲請禁制令，一場憲法官司迅速延燒至聯邦最高法院。六月三十日，「紐約時報訴美國政府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歷史性判決出爐：禁制令違反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不得剝奪），應予撤消。
大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在判決文擲地有聲：「媒體服務對象是被統治的人民，不是統治者。廢除政府審查媒體的權力，媒體才能夠擁有監督政府的自由。媒體必須受到保護，才能夠揭露政府的秘密並告知人民。」
判決出爐之前、各方揣測紛紜之際，原本就坦蕩蕩的艾爾斯伯格主動向檢方投案，承認自己就是《五角大廈文件》洩密者（當時還不時興「吹哨者」這個稱呼），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因此形容他是「全美國最危險的人」；如今看來，這其實是尊稱。
尼克森原本可以從容應對，畢竟這批機密文件並未涉及他主政的時期，翌年的總統連任選戰照樣大勝。但尼克森對艾爾斯伯格這個「民主黨、左派、猶太人」背叛者深惡痛絕。白宮找來一群代號為「水電工」（plumbers，意為負責「抓漏」）的雞鳴狗盜之徒，搞出一堆竊聽、闖空門的勾當，結果「呷緊弄破碗」，反而讓相關訴訟難以為繼，已經做好入獄準備（最重可能被判刑一一五年）的艾爾斯伯格很快就無罪一身輕。
更妙的是，尼克森及其鷹犬不知收斂，變本加厲。一九七二年六月（總統大選期間），五名「水電工」闖空門摸進水門辦公大樓（Watergate Office Building）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總部，企圖偷拍機密文件、安裝竊聽裝置，結果被警方人贓俱獲。兩年之後的八月，眼見醜聞風暴失控，尼克森宣布辭職。換言之，川普（Donald Trump）之前美國最敗德的總統，可以說是被一位「吹哨者」吹垮！
回到越戰，《五角大廈文件》曝光將美國社會的反戰情緒推到新高點，當時美軍在越南已經折損五萬八千名官兵（以及數百萬越南人、柬埔寨人與寮國人），而且一路敗退，士氣低迷，尼克森政府只能訴諸狂轟濫炸來迫使北越（越共）在談判桌上讓步，雙方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一月簽署《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兩個月內駐越美軍全部撤離，兩年後越南共和國（南越）滅亡，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徹徹底底失敗，但戰爭總算結束。
中年之後的艾爾斯伯格繼續反戰、反核武、捍衛言論自由的志業。他強烈批判二〇〇三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戰爭，主張國會應彈劾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
二〇二一年美國與中國關係惡化之際，他揭露美國軍方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期間，研擬以核武攻擊中國的計畫。今年三月他確診末期胰臟癌，一個月後接受《華盛頓郵報》（WP）專訪，儘管病體支離，念茲在茲仍是烏克蘭戰爭帶來的核戰威脅。
艾爾斯伯格當然也積極聲援同為吹哨者或洩密者的後生晚輩，像是阿桑吉（Julian Assange）、曼寧（Chelsea Manning）與史諾登（Edward Snowden）。二〇一七年他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演講時說：「曼寧與史諾登與我都有過同樣的心思：『沒有人會做這件事，但總要有人做，因此我做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業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