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德國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大國，單單憑藉它是歐洲大陸最大的經濟體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就有可能成為歐洲霸主。事實上，他擔心德國的任何進一步擴張或野心的跡象會導致其他歐洲列強聯合起來對付它。他的策略是平衡德國的競爭對手，他滿足於讓英國統治海洋，並與俄國、法國保持歐洲力量的大致平衡。
然而，隨著權力的增強，德國後來的領導人有著更大的野心。他們擔心英國、法國和俄國會阻止自己獲得應有的全球影響力。恰恰是對被遏制和被拒絕的恐懼，驅使德國走向了它最害怕的結局。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蓋耶（Michael Geyer）所描述的那樣，「災難性的民族主義」導致德國人陷入「現實的災難，以避免虛構的災難。」
日本也走上了大體相同的悲劇歷程。到19世紀末，日本人已經完成了驚人的壯舉。19世紀末明治維新後，日本從一個幾乎完全孤立的地位躍升為東亞最強國，在1895年擊敗了中國，又在十年後擊敗了俄國。當時的老牌寡頭警告說，尋求更多是危險的。正如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世紀80年代末所說的那樣，「樹高則遇勁風。」
但年輕一代的日本領導人並不滿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對依賴於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大國的狀態感到不舒服。許多日本人認為，除非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帝國，否則就無法跟上競爭的步伐，贏得應有的尊重，以及獲得擴張所需的土地。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來說，日本的野心不無道理；只是不與美國發生衝突，這些雄心壯志就無法實現。
當今中國人的思維並沒太大不同。中國的領導層認為進一步的成長、權力和擴張是其生存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美國和其它試圖限制中國的國家一心想要摧毀中國，或者更具體地說，想摧毀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在一次黨內會議上說，美國及其盟友的目標是與我們爭奪人心和群眾，並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意識形態現在也是中國進一步「統一」的一個主要障礙。中國對香港民主機構和民主力量的鎮壓大大增強了台灣對「一個中國」理念的敵意，同樣，美國的支持也激勵了台灣人抵制北京的壓力。兩者相加，對中國的野心來說是一場災難。
習近平能否接受這些限制，與一個將繼續由美國自由主義霸權定義的世界和解？
日本人在1941年就面臨著這種兩難境地。在那時，日本的主要軍事官員認為最終戰勝美國是不太可能的。然而，退步和接受「小日本」這一選項太丟人了。這意味著放棄由日本領導的亞洲新秩序的夢想。對首相東條英機和1940年及1941年時的其他日本領導人來說，戰爭比接受美國強加的和平更光榮，哪怕是一場失敗的戰爭。
正如東條英機所說，「偶爾，一個人必須鼓起足夠的勇氣，閉上眼睛，」——用日本人形容下定決心冒險的說法——「跳下清水寺的舞臺。」習近平也可能會決定跳下去。如果是這樣，他很可能會加入普京、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領導人的行列，給他的人民和世界帶來一場悲劇。
注：本文的英文版於2023年2月3日發布。
Robert Kagan是布魯金斯學會國際秩序與戰略項目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里德 曼高級研究員。他的新書1月由克諾夫出版社（Knopf）出版，書名是「The Ghost at the Feast: 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Order, 1900-1941」（盛宴上的幽靈： 美國和世界秩序的崩潰，1900-1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