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政策建立在這樣一些基本假設上：在一個公正的世界裡，中國應稱霸東亞，其他區域強國則以東亞為中心，尊重中國，接受中國指導，就像在19世紀之前的兩千年裡一樣；那些被北京方面視作中國一部分的地區，應該與中國「統一」；復興的中國至少應該在制定國際事務的規範和規則方面擁有平等的發言權。習近平斷言，這些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因為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美國力量的衰退。習近平說，「時與勢在我們一邊。」
不可否認，近幾十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大國，並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實力和影響力。即使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勢頭見頂」，它已然成為東亞經濟霸主，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它還可能成為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霸主（儘管在不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前提下可能不會實現）。如果任由其發展，現代化的中國有朝一日會主宰其鄰國，就像統一的、現代化的德國曾經橫行歐洲，以及現代化的日本曾經橫行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一樣。這些昔日的霸主也相信「時與勢」站在它們一邊，而且在許多方面它們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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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例子應該讓中國領導人停下來想一想，因為日本和德國雖然在短時間內完成了驚人的快速擴張，但他們最終在稱霸一方的野心中落敗。他們低估了美國的實力與潛力。他們沒能明白，美國在20世紀初作為一個大國崛起後，國際環境已經改變，以至於長期的霸權野心再無法實現。在關係因為台灣和間諜氣球等問題變得高度緊張的時刻，習近平冒著犯同樣歷史性錯誤的風險。
20世紀初，美國崛起為一個大國時，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正如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00年指出的那樣，美國由於其「實力和地理位置」，已「日趨成為全球力量的平衡者」。這並非比喻。正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現的那樣，美國可以撬動其龐大的財富、人口和生產能力，來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從而決定任何重大區域衝突的結果。儘管德國人正確地計算了他們相對鄰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但來自美國的數百萬額外兵力和價值數十億美元計的物資很快就使德國難以為繼。正如一位德國高級將領所說，「我們不能與全世界作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可能正確地判斷了他們與區域對手作戰的勝算。到1942年初，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產能都在軸心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控制之下。然而，即便在那時，美國的參戰也標誌著這三個強國及其政權末日的開始。正如氣急敗壞的希特勒（Adolf Hitler）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人和英國人聯手令「世界由他們支配」。除了美國的體量、財富和產能之外，它還擁有一些面對外國入侵近乎無懈可擊的優勢。希特勒曾經說過，德國征服美國的機會和美國征服月球的機會差不多大，他在美國參戰後不久就承認，他不知道要如何打敗美國。
問題不僅僅是美國的實力有多強，或者相對而言有多麼無懈可擊。在美國出頭之前，地區霸主一般可以指望較弱的鄰國適應它們力量的不斷增強。但在20世紀初，美國這個具有全球影響力大國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侵略的潛在受害者，特別是自由主義政權國家，開始期望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同情它們，並最終施以援手。正如丘吉爾在敦克爾克戰役後所說的那樣，英國人將繼續戰鬥，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拿出它的一切力量來拯救和解放這箇舊世界。」
對美國最終支持情況的預期，被證明是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歐洲的一個關鍵因素。正如希特勒在1941年1月對德軍將領們所說的那樣，能夠獲得美國幫助的希望「讓英國繼續前進」。1934年，日本阻斷了西方對中國的任何進一步援助，認為西方的援助會使得中國人不願接受日本統治（這種想法是對的）。日本人的口號是讓亞洲人來管亞洲，這實際上意味著讓日本在沒有美國干涉的情況下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希特勒也承諾，如果美國能把「歐洲留給歐洲人管」，也就是留給德國，他就會把「美國留給美國人」。
美國在其他國家的決策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頭十多年裡，隨著美國不再直接參與歐洲事務，歐洲列國確實試圖以留給他們的唯一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適應德國的崛起和日益成長的野心。美國故意不關心的政策——編入1930年代中期和後期的中立法——在促使英國的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採取綏靖政策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慕尼黑達成的將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領土割讓給德國的協議是始於美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結果： 捷克人雖然準備與德國人作戰，但如果沒有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他們就不能這樣做，而英國和法國在指望不上美國支持的情況下不會支持捷克。
上述綏靖政策在1938年後終結，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出爾反爾，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區，而是因為大家都清楚，以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首的美國人終於改變了對歐洲重要性的看法。即便只有絲毫希望，也足以讓他們奮起抵抗。希特勒認為，波蘭會在1939年拒絕其領土索求，以及英國和法國在他入侵波蘭後決定宣戰，都怪美國。
美國的不可預測性本身就給潛在侵略者製造了一道難題，因為在每次危機中，意欲成為霸主的國家都嚴重誤判了美國的能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們誤判了美國的意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侵略者都認為美國不會試圖阻止他們，而且，即使美國試圖阻止，它也缺乏必要的資源和能力來及時改變局面。
這種誤判是可以理解的。1917年和1939年之後的美國軍隊都沒有為全球規模的工業戰爭做好準備。1917年，美國人無法長時間在國外部署超過2.5萬人的軍隊，也沒有一支能夠同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戰場上有效作戰的海軍。1939年，德國空軍有8,000架新飛機；美國陸軍航空軍有1,700架大多已過時的飛機。德軍有2,000輛新戰車；美國有325輛，許多還是一戰時的老式戰車。與此同時，日本帝國海軍擁有的戰艦比美國人在太平洋海域能夠投入的任何東西都好且多，一旦大西洋戰爭升溫，情況更是如此。
1939年的美國也不具備迅速提高武器生產所需的工業廠房。軍火製造商受到國會調查的困擾，缺少政府合同，已經關閉了生產線。任何重大集結都需要重新調整工廠並引導國民經濟轉型，這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美國人不僅僅是在行動上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他們還堅持認為，他們事實上不會參戰。禁止從美國向交戰國輸出武器的中立法案一直持續到1939年。直到1941年，羅斯福仍在承諾不向海外派遣美國士兵。對於像納粹領導人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這樣的外部觀察家來說，很明顯，雖然羅斯福可能為戰爭做好了準備，但美國公眾仍然希望和平。希特勒說，「除了選美皇后、百萬富翁、愚蠢的唱片和好萊塢，美國還有什麼？」而偉大的日本海軍戰略家山本五十六上將則認為美國人民是「自我放縱的怯懦者」。
兩人都無法從1939年的美國想像出其1942年的樣子，它以超越過去所有經驗的速度生產武器和物資。從1940年夏天到1945年夏天，美國造船廠生產了141艘航母、8艘戰列艦、807艘巡洋艦、驅逐艦和驅逐艦護衛艦，以及203艘潛艇。美國的汽車製造商和其他行業紛紛改造自家裝配線，生產了88,410輛戰車和自行火炮、25.7萬門火炮、240萬輛卡車、260萬挺機槍和410億發彈藥。新興的美國航空工業最終能每天生產170架飛機，在戰爭期間總共生產了324,750架。
誰能預料到在珍珠港遇襲後，美國人的狂怒嗜血？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經觀察說，美國人「在和平時期過於和平主義，在戰爭時期過於好戰。」對「小日本」（Japs）的種族仇恨，加上他們偷襲珍珠港的「罪大惡極」，使通常奉行和平主義的美國變成了一個殺紅眼的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潛在霸主們看著和平時期的美國，無法想像美國人在戰時能爆發多麼強大的怒火。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可能正在犯與過去志在成為霸主的國家相同的錯誤。而且，儘管中國的實力在不斷成長，但它的起點並不高。在1941年的鼎盛時期，軸心國和蘇聯（直到當年6月前都是德國的盟友）的GDP之和大於美國，僅略低於美國和英國的GDP之和。今天，美國與盟友及合作夥伴（包括歐洲大部分地區、日本、印度、韓國、澳洲和其他國家）生產的財富占世界財富的50%以上，而中國和俄羅斯加起來只佔20%多一點。
中國的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且在不斷壯大，但仍未經歷過戰爭考驗。在紙面上，普京（Vladimir Putin）的軍隊看起來很強大——比中國的更強大——但它的表現顯得徒有其名。儘管在現代化方面花費了數十億盧布，俄羅斯的技術仍然落後於美國及其盟國。在烏克蘭戰場上，俄羅斯的核武器也沒有任何實際用途，只是用來虛張聲勢。如今的一個廣泛錯誤觀點是，核武器已經改變了所有的軍事計算，但正如烏克蘭衝突所表明的那樣，涉及核大國的常規戰爭仍然很有可能。
中國也已經開始尋求區域霸權，其起點比過去的潛在霸主要低得多。當美國開始勉力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的侵略時，這些國家已經在各自的地區獲得了軍事和經濟霸權。甚至蘇聯在冷戰開始時也已在半個歐洲取得了霸權，儘管它最終沒能維持下去。
另一方面，中國甚至尚未控制其區域內它認為是自己領土的所有地區：特別是台灣，還有東中國海和南海的一些島嶼。它被強大的鄰國包圍——人口正在超過中國的印度；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如果日本願意，它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一個核強國）；擁有強大經濟與軍事實力的韓國；當然還有澳洲。所有這些國家都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恐懼，它們要麼與美國結盟，要麼期望美國幫助保護自己。
普京在歐洲面臨著類似的障礙，他發現了美國領導的體系的韌性，以及鄰國在得到美國保護時會抵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俄羅斯。儘管烏克蘭人民不乏勇氣和英雄主義，但如果沒有美國及其盟國的支持，他們會與俄羅斯戰鬥至今嗎？或者他們會像捷克人在1938年那樣，不得不接受自己與一個強大的、野心勃勃的霸權國為鄰的宿命？誰知道如果捷克人得到了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他們面對尚未經受考驗的德國軍隊時會如何表現？又有誰知道，如果希特勒像普京一樣沒能取得迅速成功，他後來又會怎樣？
北京在台灣面臨著一個類似的問題。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北京方面一直希望台灣人民會逐漸屈服，同意與大陸統一。相反，由於台灣人從美國得到了支持和承諾，他們能夠頂住中國的壓力，中國人對此十分憤恨。他們認為，從尼克森政府開始的「一個中國」政策理應減少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必須接受北京的統一提議。事情並非如此。納粹德國打敗了擁有當時歐洲最強大陸軍部隊的法國；而中國卻未能迫使一個面積不到其五十分之一的孤立小島屈服。
德國人和日本人通過武力取得的成就更多，並不意味著他們本來就比中國人更具侵略性，或者他們的侵略性比普京已經證明的更強。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轉向內部時，他們處於一個暫時寬鬆的環境，但由於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國面對的環境並不那麼寬鬆。
即便中國人確實通過軍事攻擊或海上封鎖成功地迫使台灣與其「統一」，中國就能在東亞行使霸權嗎？或者這可能是中國當今政權終結的開始？偷襲珍珠港以及隨後在菲律賓和西太平洋摧毀美軍是日本帝國挑戰美國的驚人勝利，但它們也是日本帝國終結的開始。北京很可能能夠奪取台灣，而美國通常因為準備和反應緩慢，可能無法阻止它。但那又如何呢？
也許習近平認為，美國、日本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只會適應新的現實。許多美國人現在可能也有同樣的想法。美國肯定會有聲音呼籲克制。但是，儘管攻打台灣不會像襲擊珍珠港那樣對美國產生同樣的影響，但即使攻打台灣尚是潛在假設，美國已經對中國威脅感到非常焦慮。中國人如果認為攻擊行動不會促使美國公眾支持更激進的做法，那就太愚蠢了。
無論隨之而來的衝突是冷是熱，中國都必須面對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全部壓力。日本已經修改了其和平憲法，允許其與美國開展廣泛的軍事合作，可能會進一步軍事化，甚至可能開始生產核武器。印度將更加警惕中國，中國除俄羅斯以外的所有鄰國也將更加警惕中國。甚至歐洲也可能將中國的侵略行為視作對他們在烏克蘭努力捍衛的民主秩序的又一威脅。所有人都會將目光投向美國。
習近平可能認為美國的實力已經急劇下降，但正如普京所發現的那樣，事實恰恰相反。以美國為首的秩序的自衛能力遠遠大於20世紀上半葉。在1917年和1939年，美國沒有海外盟友；而今天，它在全球擁有50多個盟友和戰略夥伴。在1945年之前，美國在西半球以外沒有重要的海外軍事存在；現在，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真正擁有藍水海軍的國家，且軍事基地遍布全球。在1930年代，美國的和平時期軍隊無法與其他大國抗衡；現在，它擁有一支規模龐大、裝備精良、經受過戰鬥考驗的部隊，優於所有其他國家的軍隊。它與其富裕盟友一起，通過制裁和其它金融武器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全球經濟，這些武器是直到最近三十年才出現的——普京也已經發現了這一點。
美國是否仍然能夠像在兩次世界大戰和與蘇聯的冷戰期間那樣戰勝對手？我們不知道一個更充分動員的21世紀美國會是什麼樣子，但有理由認為它將是強大可畏的。今年，美國國防開支將不到GDP的4%。這是和平時期的軍事預算，是相對較低的。在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1960年的上一份預算中，美國將GDP的9%用於國防；在裡根時代，國防開支略低於7%。如果美國今天將GDP的7%用於軍事，那麼年度國防開支將達到近1.6兆美元，目前僅略高於8,000億美元。
至於技術競爭，中國在某些武器開發領域肯定跟上了美國，甚至可能與美國旗鼓相當。但是，一個全副武裝準備迎接對抗和潛在戰爭的美國，難道不能與中國匹敵？今天，美國武器在戰場上的技術優勢在烏克蘭顯而易見。在一場全面、正面的交鋒中，中國有可能在創新和發展方面超越美國，但這種可能性不大。
作為一個民族，美國人是否準備與另一個大國發生重大對抗，無論是在即刻打響的衝突中還是在長期的冷戰式鬥爭中？如果潛在的對手認為美國人沒有，那將是危險的。無論美國政治體系處於何種狀況，它都不會比1930年代更糟。那時的美國也是嚴重兩極分化的，包括在是否干預世界衝突的問題上。但是，一旦美國發現自己處於戰爭狀態，異議幾乎消失了。如果說有什麼能消除美國的政治兩極分化，那就是與中國的衝突。
習近平挑起這樣的對抗值得嗎？想想普京試圖征服烏克蘭。即使俄羅斯獲勝——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烏克蘭的鄰國也會武裝到牙齒，美國將增加其在前沿的存在，新的鐵幕將沿著烏克蘭西部邊界落下。普京重新奪回俄羅斯在東歐和中歐霸權的總體目標仍然遙遙無期，而且可能無法實現。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仍將完好無損，並能夠阻止俄羅斯的進一步發展。普京做了一筆非常昂貴的投資，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筆投資的回報也一定是相對較小的。
中國接管台灣也會帶來同樣的問題。北京可能會取得重大的戰略勝利，但代價是讓全世界警鈴大作，推動美國盟友與華盛頓更緊密地抱團，並嚇得美國公眾參與全力遏制和削弱中國。
中國的根本問題，畢竟不是台灣持續的事實上的獨立。而是世界上不利的權力配置，台灣的反抗只其中一個症狀。中國人可能會一直對美國力量所支撐的自由主義全球霸權感到惱火。依靠美國海軍的善意來保證他們的航運安全，他們會感到不舒服。他們不會高興自己的歷史野心受挫。中國是最新的「未成」大國。就像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一樣，它希望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權力，廣闊的勢力範圍，對海洋的控制，並在制定國際事務規則的主桌上佔有一席之地。
但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想要的東西和它可以擁有的是兩回事。中國正在顯現出崛起中的大國的常見弊病——無法滿足於「足夠好」。德國在1871年完成統一，與之相似的是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復甦和成功。分佈在中歐的德語人口一直較弱，並且分屬許多小國和公國。對於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和他那一代人來說，統一是一項巨大的歷史性成就。他們創造的德國幅員遼闊、富有且相對安全——比德語民族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安全。
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德國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大國，單單憑藉它是歐洲大陸最大的經濟體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就有可能成為歐洲霸主。事實上，他擔心德國的任何進一步擴張或野心的跡象會導致其他歐洲列強聯合起來對付它。他的策略是平衡德國的競爭對手，他滿足於讓英國統治海洋，並與俄國、法國保持歐洲力量的大致平衡。
然而，隨著權力的增強，德國後來的領導人有著更大的野心。他們擔心英國、法國和俄國會阻止自己獲得應有的全球影響力。恰恰是對被遏制和被拒絕的恐懼，驅使德國走向了它最害怕的結局。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蓋耶（Michael Geyer）所描述的那樣，「災難性的民族主義」導致德國人陷入「現實的災難，以避免虛構的災難。」
日本也走上了大體相同的悲劇歷程。到19世紀末，日本人已經完成了驚人的壯舉。19世紀末明治維新後，日本從一個幾乎完全孤立的地位躍升為東亞最強國，在1895年擊敗了中國，又在十年後擊敗了俄國。當時的老牌寡頭警告說，尋求更多是危險的。正如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世紀80年代末所說的那樣，「樹高則遇勁風。」
但年輕一代的日本領導人並不滿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對依賴於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大國的狀態感到不舒服。許多日本人認為，除非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帝國，否則就無法跟上競爭的步伐，贏得應有的尊重，以及獲得擴張所需的土地。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來說，日本的野心不無道理；只是不與美國發生衝突，這些雄心壯志就無法實現。
當今中國人的思維並沒太大不同。中國的領導層認為進一步的成長、權力和擴張是其生存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美國和其它試圖限制中國的國家一心想要摧毀中國，或者更具體地說，想摧毀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在一次黨內會議上說，美國及其盟友的目標是與我們爭奪人心和群眾，並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意識形態現在也是中國進一步「統一」的一個主要障礙。中國對香港民主機構和民主力量的鎮壓大大增強了台灣對「一個中國」理念的敵意，同樣，美國的支持也激勵了台灣人抵制北京的壓力。兩者相加，對中國的野心來說是一場災難。
習近平能否接受這些限制，與一個將繼續由美國自由主義霸權定義的世界和解？
日本人在1941年就面臨著這種兩難境地。在那時，日本的主要軍事官員認為最終戰勝美國是不太可能的。然而，退步和接受「小日本」這一選項太丟人了。這意味著放棄由日本領導的亞洲新秩序的夢想。對首相東條英機和1940年及1941年時的其他日本領導人來說，戰爭比接受美國強加的和平更光榮，哪怕是一場失敗的戰爭。
正如東條英機所說，「偶爾，一個人必須鼓起足夠的勇氣，閉上眼睛，」——用日本人形容下定決心冒險的說法——「跳下清水寺的舞臺。」習近平也可能會決定跳下去。如果是這樣，他很可能會加入普京、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領導人的行列，給他的人民和世界帶來一場悲劇。
注：本文的英文版於2023年2月3日發布。
Robert Kagan是布魯金斯學會國際秩序與戰略項目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里德 曼高級研究員。他的新書1月由克諾夫出版社（Knopf）出版，書名是「The Ghost at the Feast: 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Order, 1900-1941」（盛宴上的幽靈： 美國和世界秩序的崩潰，1900-1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