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述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代表作《無權勢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提及的「正常化」時期賣菜大叔故事，大叔在蔬果店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海報，該標語並非其真實想法，他只是為免自招麻煩而順從政權。
「香港也形成表裏不一的文化，和中國大陸越來越接近。政權不在乎你是否真心，只在乎你是否順從和配合。當大廈外牆廣告、報章都是鋪天蓋地的表忠，對他來說就好像有啦啦隊，證明自己有多麼深得人心。比起天天出警察、出槍，這是低成本的維穩不二法門。」
留下來的人「有多乖」？
政治學者都指出，在目前體制及政治氣氛下，香港能保存多少昔日的價值，將取決於民眾的配合程度。
學者鍾劍華引述哈維爾主張，指在後極權時代要『活得真誠磊落』（living in truth），「香港已經沒有空間，現在就靠海外港人繼續發聲，講真話」。陳家洛教授則認為，不離開本身的崗位也是一種堅持，「關鍵在於，留下來的人大家有多乖，以及有多認真地乖」。
中學教師歐老師說，當局規定的校內愛國活動她盡量「少做一點」，譬如每周的升旗儀式理應有「國旗下的講話」，她並沒有全力執行。「我在大陸有很多親戚朋友，有的是老師，他們說大陸的學校也不會這樣每個禮拜『國旗下的講話』。大陸人很聰明，收到命令、拿了經費就算，不用認真實施，現在香港是太瘋狂、太上腦、太傻。」
徐老師也指，現在教公社科避重就輕，在「違背良心」的議題上輕描淡寫。「你逼我講2019年是『顏色革命』，我真的講不出，那就叫學生回去自己看筆記吧，反正這科已經被閹割，我又何必這麼認真幫官方做『政治宣傳』？或者要講解『完善選舉制度』和『愛國者治港』時，就當成半個笑話地說——如果用幽默的角度去看，現在的香港是挺好笑的。」
她說由於公社科在大學入學試被改為只有「達標」和「不達標」兩級，而達標難度很低，學生上課的態度也變得敷衍，不到一成人會專心聽課。「他們要麼是不配合、喧嘩反叛，要麼就是不理你、自己做其他科目的練習。香港的教育制度本來就很功利，現在連通識科都沒有了，學生更加只顧自己，不用關心社會，冷漠和犬儒的氛圍很強，將來孕育出一班很聰明但沒有道德的精英，會很可怕。」
徐老師坦言，目前制度下難以在教學上啟發學生，她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課外活動，為有心的學生舉辦考察團和工作坊，在有限的空間培養下一代的人文精神。「社會上還有很多議題值得關心，例如房屋、貧窮、環保問題，帶學生了解這些，起碼讓他們懂得關懷別人。」
中層公務員靜恩就說，2019年後願意表忠的人上位得很快，但並非所有公務員都要爭上位，更多人是安分守己、默默耕耘。
「可以理解上面的人要獻媚，但我們不會盲從，交上去的建議一定還是會依照專業判斷去寫。如果真的要加政治口號，就用折衷方法，加在不顯眼的地方，找了條數（應付要求）就算。我不知道可以堅持多久，但至少要心安理得，不要太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