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丟臉到了極點！我們選出的執政黨，以民主進步為號召，黨中央設有性別平等事務部，結果在其女性黨工蒙受性騷擾之際，接受申訴的性平部女性主管居然冷言冷語的加以打壓，而位居高層並負責督導性平業務的副秘書長，居然也同意漠視該事件的存在，最後讓該黨工在隱忍多年但內心傷痛有增無減之下，選擇以「不信公義喚不回」的姿態，直接訴諸社會大眾。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內部必定有許多人知道這個事件，但在該黨工訴諸社會大眾之前，根本沒有片紙隻字外泄。這點證明民進黨員很忠誠，但只是對黨忠誠，未必是對國家忠誠，同時顯然不是對正義這個普世原則忠誠。再者，該事件曝光引發了雪球效應，多位女性公開指稱，在民進黨任職(含工讀)時遭受性騷擾但申訴之際就慘遭封殺，這點顯示民進黨雖然設置了性平部，但其職場環境可能對女性很不友善。
性騷擾加害人擁有多重防護罩
我當然希望這些事件能在「沒有雙重標準的零容忍」之下落幕，但我無意針對上述三點加入譴責撻伐的行列，只是覺得有必要指出，性騷擾加害人都擁有防護罩，而且全部都是層層疊疊的好幾重，導致他們經常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必顧忌可能的懲罰。因此，不論這個事件如何落幕，都不太可能改變台灣婦女面對性騷擾之際的憤怒、無奈、與傷痛。
第一類多重防護罩來自於女性被害人未必願意提出申訴或控告…大多數性騷擾事件應該都是以這個結果收場。可能的原因很多，例如不想承受旁人的指指點點，尤其是指控她生活不檢點、招蜂引蝶的惡意批評…這種批評經常出自歧視女性的男人，以及嫉妒被害人或想在被害人身上尋找優越感的女性，而每個社會都不缺少這幾種人。
又如，被害人可能不願意回想當時那悲痛無奈的景象。若提出申訴或控告，就必定要對許多不同的人重複敘述受害過程，甚至接受具有敵意且技巧高超的質疑和侮辱，等於是再三的承受傷害…習慣上都統稱為「二次傷害」。因此被害人可能選擇隱忍，自己默默的舔拭傷口，讓時光長河慢慢沖淡那段悲痛的記憶。
再如，被害人可能不願意和加害人徹底撕破臉。包括職場上的指揮隸屬關係，商場上的合作關係，以及工作上的經濟與社會報酬等等，都可能對被害人非常重要，使之難以割捨，而申訴或控告導致關係破裂可能是未傷人先傷己。例如，在加害人是組織高層或其他對組織極其重要的人士之際，申訴或控告的結局經常是自己被迫或主動丟掉飯碗。
以前述黨工性騷擾事件而言，被害人還有兩個比較少見的顧慮…騷擾事件公諸於世的話，或多或少都會對民進黨造成傷害，真心熱愛民進黨的被害人自然會有所猶豫，而且傷害民進黨違反了綠營「拋棄自我為黨犧牲奉獻」的潛規則，最後命運無外乎被視為叛徒，或則被掃地出門，或則因為無法承擔週遭強烈的敵意而自行請辭。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郭台銘山盟海誓太短暫，侯友宜競選之路太漫長 ｜ 更多文章 ）
案件能否成立也是重大難關
但即使克服內心障礙而提出申訴或控告，也未必能夠成案，因為第二類多重防護罩同樣強大。首先，承辦人員經常偏愛在第一時間制止案件成立，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認為常見的性騷擾行為只是「小事情」，從而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下，用「摸一下又不會少塊肉」這類的推託之詞封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