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二月，再教育營體系開始運作、巴依木拉提開始輔警工作的同時，新疆各地的學校教師被迫擔任營區教師。一位穆斯林女性凱爾比努爾．賽迪克（Qelbinur Sedik）就是其中之一，她原本在烏魯木齊一所小學教五年級的中文課。凱爾比努爾的雙親是維吾爾族與烏茲別克族的政府官員，體認到「非維吾爾族」的身分比較能夠保護女兒，因此在她出生證明上只登記了烏茲別克族。作為一位一九八○年代接受中文教育的少數族裔，凱爾比努爾在環境驅使下進入教育界工作。一九九二年從當地師範學院畢業之後，她接下烏魯木齊一所小學的教職。
凱爾比努爾在學校算資深，因此二○一七年農曆春節過後她被指派新工作時相當驚訝。「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學期開學第一天，」她回憶，「校長把我叫進辦公室，要我出席一場會議。」會議中，地方黨委書記沒有透露多少細節，只告訴凱爾比努爾和幾名老師，當局集結了一批「未受教育者」，要由他們負責教中文。這群「未受教育者」被送進位於山區的一座政府辦公大樓。
凱爾比努爾必須簽下一份「承諾書」，同意教授為期六個月的課程。當局還給她另一份文件，上面寫明如果她洩露自己看到的事情，她會「負起全責並接受必要的懲罰」。「他們強調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因此我們不能拒絕、不能中途離開。」她回憶，「否則我們會遭到懲罰。」凱爾比努爾不必對學校同事多做說明，職位高一點的人似乎都知道她的新工作是怎麼回事。「第二天我下班時，我在小學的教學工作已經被移交給別人了。」
其實，早在二○一五年，凱爾比努爾和幾乎所有的新疆維吾爾人一樣，當時都已聽說，當局將所謂的「未受教育、外來的」維吾爾人送進再教育營。她第一次聽說時雖然覺得很可怕，但是認為事不關己，畢竟她是一位生活在都市中、會說普通話的女性，而且有牢靠的烏茲別克族身分。在為新工作作準備的時候，凱爾比努爾想起一位來自阿克蘇地區阿瓦提縣的女同事告訴她的話；阿瓦提縣位於南疆，屬於鄉村地帶，距離凱賽爾老家不遠。這位女同事畢業後搬到烏魯木齊，也在凱爾比努爾的學校教書，每年暑假都會回老家。
二○一五年，她從老家回到烏魯木齊，在學校辦公室傷心地哭了兩個小時。「她告訴我：『經常祈禱的人、穿長袍的人、擔任伊瑪目（imam，譯按：帶領穆斯林祈禱者）的人都被抓了。』」凱爾比努爾回想，「阿瓦提縣是個大縣，也是維吾爾族最多的地方之一，她卻告訴我：『如今在當地街上，已經完全看不到維吾爾族男性了。』」
這位同事的三個哥哥都被當局逮捕。至於原因，一個是虔誠奉行伊斯蘭教法，一個是每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禮拜，另一個原因不明。她告訴凱爾比努爾，「當局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座大廳，公安荷槍實彈，一一喊出人們的姓名，宣告罪狀，給予刑期。然後公安在他們頭上罩上黑色塑膠袋，一個一個帶走。」多年之後回想起來，凱爾比努爾說，「她談起這些事的時候，我們和她一起哭了。」
凱爾比努爾也記得沒過多久，生活似乎回歸正常。「我們感到震驚，但一段時間之後，我也忘了這場對話，認為烏魯木齊不至於變成那樣。」然而當官員告知她要當一群「未受教育者」的老師，同事的故事又湧上心頭。「我心想一定是類似的事情，因為他們一再強調這是一項政治任務，而且我們不可以對任何人提起。因此我懷疑我會去到同事說的那種地方，但是我盡量不去想。」
第二天，凱爾比努爾親眼看到一座「集中教育培訓中心」，只覺得想作嘔。那幢政府建築顯然已被改裝成一座「智慧」營區，與她同事的描述分毫不差。
「來到那幢建築物，我覺得自己來到了監獄。它有四層樓，周圍環繞著帶刺鐵絲網，進大門要刷身分證。我們走過一樓，我好緊張。漢族公安與手持突擊步槍的軍人看守著院子。」凱爾比努爾還記得當時自己的心思，「我一定要非常小心，讓他們留下好印象。」
有很多事情要理解，時間的流逝似乎既飛快又緩慢，但是那天的景象烙印在凱爾比努爾心上。「我還記得我辦好登記手續，環顧四周，看到牆上張貼著標語：反對宗教極端主義，抵禦宗教思想滲透。」
凱爾比努爾花了一點時間才弄清楚這幢建築物的格局，不過如今回想起來，每個房間的情景歷歷在目。「我走進大樓，右手邊有四名公安和一道通往二樓的樓梯，」她對我娓娓道來，「左手邊有七、八間辦公室，包含警方指揮中心、公安宿舍、護理師的診療室、居民委員會人員的辦公室。」
這些細節非常重要，讓她理解中國政府負責社會服務與支援警政工作的民政部，也負責監控新疆被拘禁者的進展狀況。「居民委員會派了十名女性工作人員支援營區，採輪班制，五個人一班。她們的職責包括分送蒸過的饅頭給被拘禁者、記錄被拘禁者的行為並建立數位檔案。」
凱爾比努爾一邊感受再教育營的氛圍，一邊開始扮演營區工作者的角色。營區其他穆斯林同事教她如何做到體系要求的標準，「一名公安把我帶到辦公室，介紹我認識一個名叫瑪希拉（Mahira）的女公安，她說她認識我，她的小孩也在我工作的學校念書。我想多問一點關於營區的事，但她示意我不要多問，說道：『抬頭看看。』我看到幾臺攝影機指著我的臉。我明白了，不再多問。她問我：『妳準備好開始上課了嗎？』我想我別無選擇，只能回答：『準備好了。』」
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營區「智慧」攝影機監控，凱爾比努爾跨越了改變她人生的一道門檻。「我拿著書和水瓶，凝視著鐵門，看到一幅終身難以忘懷的景象：鐵門半開，被拘禁者走出來，他們戴著手銬。門口拴著一條鐵鏈，他們得低頭穿過，然後走進教室。我一看到他們，眼睛就溼了。」這些「學員」坐在塑膠凳上，凱爾比努爾則有講桌、椅子與黑板。
「我看著他們的臉龐，難過到了極點，」凱爾比努爾告訴我，「我向安拉（Allah）祈禱，別讓我在他們面前哭泣。我站到教室前方的講桌旁，不知道該做什麼、該說什麼。坐在我面前的人，有幾位是留著鬍鬚的年長男性，看起來是有身分地位的，就像你在清真寺會遇到的長者。」身為一位突厥裔穆斯林，凱爾比努爾從小被教導要尊敬長者，這時卻面臨抉擇：戴上中文再教育體系交給她的「絕不留情」面具，或者表現出她的本來面目，也就是她在乎別人、尊重別人的教養，風險則是被戴上「兩面人」的帽子——這是所有穆斯林都要面對的威脅，因為他們對國家的忠誠永遠會受到質疑。
凱爾比努爾回憶，「我想都沒想，脫口說出：『祝你們平安』（Assalamu alaykum）。」這句話來自阿拉伯語，是常見的問候語，但是學員聽了卻呆若木雞，「他們嚇壞了，我知道自己說錯話。我做了自我介紹，開始上課。我一直盯著黑板，不想轉身看他們的臉，因為有些人開始啜泣，有些老先生的鬍子被淚水浸溼。我努力保持鎮靜，整堂課都沒有轉身回頭。我一直寫黑板，一直擦黑板。我上了四堂課，感覺卻像過了四年。」
第一次上課，凱爾比努爾無法面對被拘禁者，無法近距離見證他們的苦難。然而她說出那句禁忌的阿拉伯問候語，還有她難以掩飾的激動情緒，與被拘禁者建立了認同感，儘管她後來一直背對著他們。被拘禁者知道她把他們當人看，值得她付出同理心。在真情流露的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滑落，她被視為一名穆斯林兩面人。
「下課時間，我到辦公室休息。瑪希拉叮嚀我說話要小心，只能用普通話說：『學員們好。』我走到一樓的庭院，那裡沒有攝影機。營區主任是一位維吾爾族男性，名叫卡迪爾（Kadir），個子很高，皮膚黝黑。他告訴我：『妳說話要小心，不能說「祝你們平安」，說這句話會被視為犯罪，讓妳遭到拘禁。算妳走運，今天是我和另外兩名公安值班。』」
卡迪爾對再教育工作困難之處的體認，以及同為穆斯林的身分認同，讓凱爾比努爾鼓起勇氣，再多問一些被拘禁者的狀況。
「我問：『這些人是什麼人？』」
「他說：『他們是伊瑪目，還有清真寺的工作人員。』」
「我說：『我下次會小心。』」
「他再說一遍：『這回算妳好運，因為我在監看室值班。』」
「我問：『這些學員是什麼時候被抓進來的？』」
「他回答：『二月十四日。』」
「我問：『他們有犯罪嗎？』」
「他回答：『沒有。他們都是宗教信仰虔誠的維吾爾人。妳要小心一點。在教室裡，妳頭上就有四具攝影機。』」
卡迪爾的回應是要促使凱爾比努爾認清，被拘禁者和他們兩人不一樣，宗教因素讓前者必須接受懲罰。他一而再、再而三強調，這個體系要求他們對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去人性化過程視而不見。
凱爾比努爾在恍惚中度過營區工作的第一天。下班之後，公安把她送回烏魯木齊市區，她坐公車坐了幾個小時才到家。「我丈夫也在家，問起我在再教育中心工作的狀況，」她回憶，「他問：『學員都是些什麼人？』我痛哭失聲，跟他解釋一切。我丈夫非常驚訝，我要他保守祕密。直到現在，我的親戚都不知道這些事。」
日復一日在攝影機前工作，凱爾比努爾逐漸適應這種壓力。有天上完一堂課之後，一位年約四十歲的被拘禁者問，他們可不可以多待一個小時？「我反問為什麼？他說：『我們待在教室裡要舒服一點。』我明白他的意思。」她看過牢房裡的狀況，當時營區還沒有安裝明亮的燈光，牢房裡光線昏暗，地板是光禿禿的水泥。被拘禁者在教室裡還可以坐板凳，回到牢房只能擠成一團坐在水泥地板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除非得到允許，他們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躺下。
凱爾比努爾沒有回答那位學員，營區安保人員立刻過來把他帶走。「學員都知道說話的後果是受懲罰。」她說。下一個星期，那位學員沒有來上課，凱爾比努爾再也沒有見過他。經過這樁事件，中文班上其他學員除了以普通話回答與課程相關的問題，什麼話都不敢講。
凱爾比努爾愈來愈清楚地感受到，營區正在進行一場去人性化過程。短短一星期之內，被拘禁者全都剃成光頭。幾星期之後，教室也變成牢房，容納數百名新來的被拘禁者。由於人數實在太多，被拘禁者只能輪流在水泥地板上睡覺。他們滿懷恐懼，上課回答問題時連聲音也會發抖。
訪談到這裡，凱爾比努爾開始啜泣，以手擦拭臉上的眼淚，「他們害怕極了，我在課堂上問問題的時候，他們不敢看我的臉。一開始，他們臉上還有一絲生機，但是一星期之後，男性的鬍鬚和頭髮都被剃光。一開始，女性被拘禁者都留長髮，但是一星期之後，也被剃得一乾二淨。他們的眼睛死氣沉沉，我不想直視，因為一看就忍不住難過。晚上也睡不著覺，鐵鏈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迴響，我躲不掉。」
一段時間之後，她被迫支援和參與施行的暴力，不僅影響她的身體，也影響她的自我意識。儘管她試圖將問題掩飾在「可以信賴」的表象之下，但終究失敗。 參與營區體系運作是一種暴力，將她消耗殆盡。不斷侵犯他人的人格，也造成她自身的尊嚴與自我價值遭到侵犯。人類學家南希．謝普—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與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曾指出：「暴力永遠不能單單只從身體性質——武力、攻擊、施加痛苦——來理解，暴力的力量與意義來自它的社會與文化層面。」
＊作者為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國際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國際上頂尖研究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專家。本書摘自作者新著《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