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斷交與美中建交
1971年10月25日在紐約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就「排我納匪案」表決的前一刻，中華民國代表團眼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於是由外交部長周書楷最後一次發言，聲明退出聯合國，與常任代表劉鍇大使率團離開議場。支持中共入會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代表團群起鼓譟，現場唯一趨前陪同劉氏步出這個由中華民國在1945年參與創立的國際組織，則是美國常任代表老布希（George H.W. Bush）。
老布希在回憶錄中對這段不堪的往事耿耿於懷，尤其他一直銜命在聯大辛苦和中共同路人周旋，捍衛中華民國的席位，而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當年7月間以肚子不適為藉口，偷偷經由巴基斯坦潛赴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秘密談判關係正常化，而老布希被蒙在鼓裡，之後仍須在紐約聯大打一場不可能戰勝的惡仗。10月20日季辛吉又跑了一趟北京，籌劃翌（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大陸，無異宣告了台灣在聯合國的命運，終於在10月25日劃下休止符。
對台北而言，這樁「蔣介石政權代表」「被逐出」的遭遇，乃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最屈辱的外交挫折，也標示著一連串鎩羽的開端。當時聯大通過的2758號決議，半個世紀後還是台灣不易掙脫的枷鎖，繼續制約台灣的外交空間。
老蔣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僵化政策，拒絕美方提議的「雙重代表權」、「一中一台」兩個席位等可能的選項，注定了國際社會愈來愈多對「一個中國」的取捨，在外交承認上紛紛就北京而棄台北，在「被退出」聯合國以後的1970年代，中華民國的外交急轉直下，庶可預期。
1969年時高達七十國與台北維持外交關係，乃史上最多。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之後，十年間邦交國紛紛離去，包括日本、澳洲等一張張骨牌崩倒，1979年美中完成關係正常化並建交，對台北而言不啻最痛徹心扉的一記重擊，中華民國邦交國數目跌至二十二國。
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過程，在華府乃歷經尼克森、福特（Gerald Ford）、卡特（Jimmy Carter）三任總統，在台灣則歷經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三位元首。這段史實在諸般史料、檔案、回憶錄皆有詳盡紀載與評論，但台美斷交可謂國民政府最悲慘的外交挫敗，中華民國失去了最攸關國家命運的盟友，四顧茫茫、前途未卜。
根據美方披露的解密資料，尼、季有意在1972年簽署「上海公報」或1973年1月尼氏連任就職後，即準備放棄台灣，搬開雙方正常化最棘手的一道障礙。但是其後「水門事件」爆發，1974年尼克森黯然下台，使台美關係得以再苟喘延續幾年，到1979年元月以前，這段「有名無實」的邦交，毋寧是切膚之痛的凌遲！
1979年1月底至2月上旬，當鄧小平以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身分正式訪問華府、亞特蘭大、休士頓、西雅圖，享盡美中建交的風光時刻，開啟了兩國關係的新頁，遭背棄的中華民國政府「斯人獨憔悴」，面臨著風雨飄搖的煎熬，台美關係何去何從，無可預知。在一片低氣壓籠罩下，我踏進介壽路（現凱達格蘭大道）外交部，成為一名「新兵」！
外交特考與受訓
「外交特考」是「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的簡稱，外交部每年依任用需求，招聘不固定人數的新任外交官，而當年仍有十八歲到三十五歲的年齡限制，文史法政科系背景，及最多錄取五名女性的歧視規定。
第一試的筆試科目包括國文、外文、國父思想、比較政府、國際關係、近代外交史、國際經濟等。第一試通過後始能參加第二試的口試，我的口試由外交人員講習所所長王之珍大使，政大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張京育，及一名不知名的外交部官員，交互發問。
我以第三名的成績被錄取，同期總共二十五名新進人員，榜首為鄧中堅。鄧在結訓後即赴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台分別擔任政大外交系主任，外交研究所所長，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等，持續培育下一代外交人才，貢獻良多。
台北市仁愛路圓環上的外交人員講習所，原址本是菲律賓駐華大使館，1975年雙方斷交後成為我國政府財產，現改建成為頗具風格的玻璃帷幕大樓。我們第13期（1979年梯次）的外交領事人員併同行政院新聞局、教育部、僑務委員會所屬駐外人員一起受訓六個月，項目包括公文寫作、進階外語、國際禮儀、廣東話、交際舞等，我因為分心趕寫政大碩士論文，受訓成績並不出色。
1979年上半年，台美就斷交後的雙方關係，仍在華府密集進行交涉，我方由外交部政務次長楊西崑領軍談判，台北一端由常務次長錢復操盤。不滿卡特總統的美國國會兩黨友台議員同時推動通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TRA），1979年4月10日由卡特簽署，回溯至1月1日生效。台美關係處於歷來的最低點，未來如何，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國人情緒從幾個月前卡特政府宣布斷交時的憤怒、激動，漸漸轉為失落、猶疑，一片愁雲慘霧。
錢復當時萬般公忙，不言而喻，他前來向學員開訓講話後，應只是隨口客氣說說，歡迎提出問題。我不自量力，竟舉手發言指出國內民心士氣因台美斷交而陷入徬徨、無助，對國家外交前途尤其感到悲觀，政府更應體察民意，責無旁貸，為台灣的孤立處境，打開一條活路。錢復大概未料有此初生之犢居然在「外交才子」面前放言高論（註：當時一般認為「外交大老」乃沈昌煥），但錢復表情似無不悅，向全體新進人員再度勉勵發揮專業、敬業精神，勇於承擔未來的重責大任。
受訓三個月後，適逢外交部在本部大禮堂舉行英語演講比賽，各單位指派人員參賽。外講所奉命選派三位學員報名捧場，由錢復次長擔任首席評審。我選擇「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作為題目，竟出乎意料獲得冠軍！一個菜鳥學員在外交部初試啼聲，獲頒朱撫松部長的一座獎盃和一本梁實秋編著的遠東英漢大字典。
再三個月結訓後，1979年秋天我和衛嘉定二人被分發至北美司，分別向司長程建人、副司長章孝嚴報到後開始實習。不久，衛嘉定和我追隨第12期進部的廖偉平、張國瑋，一行四人飛往夏威夷大學接受為期一年的進階語文課程。
這是已經二十八歲的我此生第一次搭乘飛機離開這座島嶼，越過太平洋前往另一個國度。夏威夷在1959年才成為美國第五十州，雖然不是美利堅本土，但我在華航班機上遐想著徜徉在熱情洋溢，海灘風光的「人間天堂」，內心澎湃不已。
我們四個台灣年輕外交官參加了夏威夷大學為非英語系外籍生設計的課程，並旁聽有關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科目，既無正規生的課業要求，自無任何壓力可言。
我們四人每個月向駐檀香山辦事處報到，提交學習心得後領取生活補貼支票，當時的前後處長為柳鶴圖、左紀國。
我住在夏大校外由日裔佛教團體經營的男生宿舍，不久即首購此生第一部汽車代步，乃義大利飛雅特二手國民車，得空就四處兜風，遊覽歐胡島風光及檀香山市區、海灘，享受在台灣無法奢望的不羈。
當地一位粵籍華僑謝太太（Kathy Jay）長年對台灣留學生照顧有加，逢節或週末也暖心邀集聚餐同樂，衛嘉定很快認識了一位漂亮的台灣留學生，展開追求，還幾次借用我的二手車約會，回台後兩人就步上了紅毯，我此生的第一部座車居然從旁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緣。可惜衛後來在駐英期間罹病不治，外交界痛失一位才俊。
我也曾藉著一個長週末，隻身飛往舊金山拜訪幾年前赴台參加救國團「美加營」的年輕朋友，接受這些華人家庭的熱情款待，對華人在美國的境遇更添進一步的體會。之後從舊金山搭乘長途灰狗巴士，沿著太平洋海岸公路南下到洛杉磯，十幾個小時的旅程一路驚嘆壯麗的風景，高中同學許正龍則駕車共往聖地牙哥參觀航空母艦軍港、舉世聞名的動物園、鯨魚海洋館。這次在美國本土的初體驗，四十年後仍深深烙印在腦海。
夏威夷大學的語言課程並未授予任何證書，我另自行報名參加由當地網球協會開辦的「網球初級教練班」，從基本理論、規則、禮儀、受傷防護、選擇球拍、比賽戰術，到如何指導初學的小朋友或阿公阿嬤握拍、擊球、跑位。小班制八個人，每週上課一次，包括講授與上場對練，三個月結業，獲頒初級教練證書乙紙。倘有意更上層樓，另須報名中、高級班。
我有效利用三個月的時間，既學得如何「教球」，又學了如何「打球」，每天則在宿舍旁邊的公園揣摩、練球，與社區鄰居切磋。夏威夷一年，除了一紙網球證書的具體「成就」外，後來也因此贏得一位美人的芳心，對爾後的外交生涯更提供了許多加分。
夏威夷大學校園花團錦簇、綠草如茵，也設置了由美國國會在1960年推動成立，由國務院預算支應的知名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早期的幾棟建築物乃貝聿銘的作品，最大的閱覽室公開陳列了亞洲、太平洋各國不同語言的平面媒體刊物，也包括「人民日報」、「大公報」、「紅旗」、台灣的黨外雜誌，流亡在美許信良創辦的「美麗島週報」等。對我而言，在海外才能第一次接觸這些違禁印刷品與反對派言論，相較台灣島內剛剛發生「美麗島事件」，瀰漫著風聲鶴唳的氛圍，自不無感慨。
夏威夷語文課程的最後階段是前往華府、紐約一週的結業之旅。生平第一次踏上美東，雖然走馬看花、浮光掠影，但終能親睹白宮、國會大廈、華盛頓紀念碑（甚至拾級螺旋攀上尖頂眺望），加上帝國大廈、華爾街等美國國力的象徵，百聞不如到此一遊。
這趟旅程還包括在十二個小時之內，首先參觀位在紐約第五大道、82街口的大都會博物館後，沿著百老匯大道一路走到曼哈頓島的最南端，趕上當天末班渡船登上自由女神像，還爬上冠頂留影，完成了步行將近一百條街的壯舉。
這是四十年前一趟大開眼界之旅，也心忖斯土斯民就是我未來對外工作的主要對象，攸關台灣的存續命運，更必須入微觀察。
1980年秋末，當我蓄著長髮、落腮短鬚，穿著夏威夷島衫，一身巧克力膚色回到台北，二老一時瞠目結舌，不敢相認。這是我踏進政府公門前最後一次的放任形象，幾天內就立即調整儀容與心態，中規中矩在外交部正式上班了。
北美司科員新兵
1980年11月，雷根（Ronald Reagan）搭檔老布希（George H.W. Bush）贏得總統大選，民主黨卡特下台，共和黨重返執政。由於雷根長年的保守派反共立場，在加州州長任內曾訪台，在競選白宮寶座時甚至表示勝選後將恢復與中華民國的邦交，讓台北當局在台美斷交二年後，重燃滿懷希望，特別由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率團，透過陳香梅女士安排，出席1981年1月20日的雷根就職典禮。
蔣彥士興致沖沖地提早兩天抵達華府，詎料情況生變，只好稱病住院，旋即折返台灣，原來規劃參團的台灣省政府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長李登輝當然也未能成行。我方僅有斷交後首任駐美代表夏功權和末代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國會山莊就職典禮現場，但本案由於北京出手及美方在最後一刻施壓，台北被潑了一盆冷水，有口難言。
二個多月後1981年3月30日，雷根在華府康州大道的希爾頓大飯店（Washington Hilton Hotel）門口遭到John Hinkley狙擊，幸好命大沒死，但美國政局陷入緊急狀態，台北也極端關注情勢發展。
值此劇變及台美關係充滿疑懼與不確定性，加上1979年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以來，連續發生駭人聽聞且國際矚目的「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國內恐怖氛圍盤踞，我從夏威夷語訓回台後，奉命歸建外交部北美司。
司長程建人不久後外調華府擔任副代表，由副司長章孝嚴直升司長，一科科長為烏元彥，我在二科的直屬科長則是王豫元。在一個大通艙的辦公室裡擠滿了參事、專門委員、專員、雇員、佐理員等，我當時毫無概念的職銜。我進入政府官僚體系的第一個職稱「薦任主事回部辦事」，相當於科員。
章孝嚴司長當時已是政壇矚目的明日之星，外交部人員私下對他的特殊身世背景早有耳語。烏、王二位科長，鋒芒畢露，備受上級賞識，北美司當時人才濟濟，嗣後都在外交界膺任要職。
北美司的基層業務除一般公文彙整研析報告、資料外，甚多部分在協助安排美方訪台人士的行程節目，或須親自陪同參觀、拜會、紀錄內容，事前事後及對內對外的協調聯繫。我日漸駕輕就熟，遇到問題或棘手狀況，北美司裡不乏請益的對象。
1982年開春不久，即傳出為回應北京要求，美國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與中方正醞釀簽署繼1972年「上海公報」、1979年「建交公報」後的第三份公報，以結束美方對台軍售的期限與數量，台北自是高度警覺。5月底的一個週末我臨時接到一項指示，立刻出發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接待一位美國的企業界領袖，大型工程集團貝泰（Bechtel）公司董事長舒茲（George Shultz）。
舒氏在尼克森時代曾分別出任白宮預算局長、勞工部長、財政部長，大名鼎鼎，我很興奮地前往接機。因為舒氏當時的民間身分，當天外交部安排了一部日系的中型公務禮車。舒氏抵台時沒有隨從，手提一只公文皮箱。他步出機場看到了我方的派車後，轉頭和顏悅色地向我表示，他希望坐在司機旁邊的前座，以便更清楚飽覽窗外的景觀和市容。
其實舒氏身高六呎（183公分）以上，雄壯魁梧，體重至少一百公斤，而且手長腳長，坐在前座才可以往後調整椅墊到底，讓雙腿勉強可以伸展。我則端坐司機身後，一路甚感過意不去，舒氏反而微笑道歉提出這項不情之請，謙謙君子的涵養，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天外交部改派一部大型美系轎車，接應舒氏前往拜會蔣經國總統、與行政院長孫運璿共進早餐，會晤國安外交高層，傍晚即搭機離台，臨行還頻頻感謝我犧牲週末全程陪同。四個禮拜後，雷根宣布舒茲接替海格，於1982年7月16日出任國務卿。
再一個月後的8月17日，美中發表「八一七公報」，對1979年斷交後尚在谷底的台美關係又是一記重擊。
8月17日當天，我協助接待在台訪問的華府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創辦人佛訥（Edwin Feulner）。當時錢復次長在外交部五樓款宴佛氏，料必心情沉重，食不下嚥。四樓的北美司辦公室則燈火通明，同仁集體徹夜加班，處理這件國安高層及全體國人關切的大事。
美方解密的白宮檔案顯示，當時為了安撫台北，降低對台灣的傷害，美方在1982年7月10日，即指示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James Lilley），私下向蔣經國傳達，華府就該項談判中的公報，將確保台灣的安全利益，台北毋須過慮。而公報正式發布的當天，8月17日，上任才一個月的舒茲國務卿另遵照雷根的手諭，訓令李潔明對台北高層逐條重申「六項保證」。雷根這兩件指示在保密近四十年後，始由川普政府前後兩任國安顧問博騰（John Bolton）、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分別在2019年、2020年主動解密，過程與內容均顯示舒茲的決策參與與細膩手法，其二十四小時的訪台之行，當具關鍵作用。回想1982年「八一七公報」幾個禮拜前，他還在台北街頭委屈蝸蜷在小小的黑頭車前座呢！舒氏於2021年以百歲高齡逝世，故人風範，令人追念。
＊作者為外交部北美司前司長、國際經濟合作司前司長，於1979年台美斷交的飄搖慘淡時刻加入公職，也是第一位通過國家高考、特考，從基層科員、駐美三等秘書起步，循序漸進，最後在特任駐美代表退休的專業外交官。本文摘自作者新著《從三等秘書到駐美代表：一個台灣外交官的雜憶》（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