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議題之下，荷蘭學者Jacobus van Leur（1955）著重於小販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在東南亞發展的自成一格的貨幣與商品化的過程。Marshall Sahlins（1988）則強調在鋪天蓋地而來的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地方社群與他們的文化系統所具有的能動性。在跨太平洋的交換體系中，由文化體系所決定的「聲譽價值」（prestige-value），往往有能力凌駕在資本主義體系所遵循的「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之上，甚至讓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成為地方文化的俘虜。
但是，聲譽價值如何產生，或者如何決定？Arjun Appadurai（1986）認為，不是價值產生交換，而是正好相反，是交換產生價值。一件東西是可欲的，因此人們會透過交換企圖得到它，這只是表象。事實上是，一件東西之所以可欲，是因為它成為交換體系中的一個物品，參與交換的人，可以在經手這個物品中的過程中，或者透過將這個物品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phases）之間轉進轉出，抗拒其他人企圖透過交換獲得這個物品的努力，藉此累積或提高個人的價值，而這個個人的（借用Sahlins 的話說）聲譽價值，更使得被交換的物獲得價值，成為人們願意付出代價、透過交換獲得的對象。
Appadurai在這裡使用了Igor Kopytoff（1986）的一個觀念，就是「商品」與「禮物」不是因為生產方式不同而具有本質上差異的兩類物品。「商品」與「禮物」應該被視為兩個面向（phases）或者階段。同樣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的物品，可以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轉換，有時作為商品，有時作為禮物。如果我們採取一種「方法上的唯物崇拜」（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以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物品為核心，探討它的生命史，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中轉換進出的過程，將有助於了解不同生產模式間串連的情形。
＊作者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博士，現任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兼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家屋、貿易與歷史：臺灣與砂勞越人類學研究論文集》（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