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占婆島一帶，原本離岸島嶼的燕窩岩洞，由當地漁民開採自由出售，阮氏王朝建立後，派駐屯兵，並且允許屯兵開發當地的燕窩，每年再上繳重稅給朝廷。屯兵自己並不進行採集，仍然依賴當地的漁民擔任危險的採集工作，採集回來後，由屯兵向漁民按船或按人頭抽取一定比例的燕窩作為稅金。
Blussé的主要論點在於：這些多元化而充滿地區差異的燕窩生產與貿易關係，到了19世紀中葉之後，就逐漸轉變成為華商壟斷的局面。按照Blussé的看法，這個轉變的原因，在於華商以「包稅」（tax farming）的方式，深入內陸燕窩產區，以極端優惠的條件提供土著在當地極受歡迎的中國製造品（如棉布、陶瓷器等），換取燕窩。同時，和歐洲商人相比，華商比較有耐心處理這種纖細的商品。華商還用燕窩取代白銀，寄回老家，這也受到當時荷蘭殖民政府的鼓勵，因為可以避免白銀的大量外流。用Blussé的話說：「這個曾經是跨文化的燕窩貿易網絡，逐漸轉變為單一文化的貿易體系了」（ibid: 333）。而其中值得省思的是：
研究西方勢力擴張歷史的學者，多半只會注意到西方人在亞洲區域內貿易（the intra-Asian trade）獲利的增加。燕窩貿易的例子給我們一個教訓：如果我們關注某一個特定商品的生產模式，以及其相關的權力鬥爭，我們可能會發現另外一幅景象。在燕窩的貿易上，情況正好相反：西方勢力的擴張，實際上是為中國貿易的擴張鋪了路。
姑且不去深究或者反駁Blussé的論點，他觀察到的華商在歐洲貿易體系建立後，發展出對於燕窩的壟斷，也可能有其見地。但是筆者認為，華商能夠壟斷燕窩的貿易，並且直到今日維持壟斷的局面，除了搭西方貿易體系的便車之外，還包括對於生產的一端不辭辛勞的深入經營；而且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華商對於消費端需求的理解、掌握甚至操弄。畢竟燕窩的貿易網絡，其最大及最終的消費市場不是在中國，就是在相對富裕的華人社會中。而燕窩的價值，非常明顯的是由文化系統界定或建構的。這是一個以華人消費市場為核心，而非以歐美市場為核心的區域世界體系。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提出後，得到的重要迴響之一，就是亞洲研究的學者對他的批評。認為他過度膨脹了歐洲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對於世界體系建立的重要性。早在以歐美為主的世界體系形成之前，世界不同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圈，就已經構成了數個不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多元世界體系（參考Abu-Lughod 1989）。在這個議題上，研究亞洲歷史的學者的貢獻尤其重要，因為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海洋貿易，長久以來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不只對歷史學家而言，海洋貿易是東南亞史上不容忽視的重要事件，對人類學者而言，東南亞社會文化單位的形成與變化，對於人類學傳統封閉性小社群研究取向與理論的適用性，更是一大挑戰，其原因也就是因為高度發達的海洋貿易，對於個別社會文化體系特性的建立，所具有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