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英文文獻中，稱華人食用的燕窩為 “birds’ nest”、“edible birds’ nest” 或 “swiftlets’ nest” 。在華人圈的飲食文化中，燕窩被視為一種珍饈，一般來說沒有太大的疑義。當然，現代智慧型（“eat smart”）或者說反思型（“eat conscientiously”）的消費者，對於燕窩不乏質疑的聲音。但是隨著中國國內人民消費力的提升，燕窩的市場更加蓬勃發展，也是明顯可見的趨勢。可想而知，燕窩不是常民的飲食中的大宗食品。但是，海內外凡是華人，即便沒有見過或吃過燕窩，絕大多數的人聽到「燕窩」兩字，大概都會油然生出敬意與嚮往。要說在中國飲食文化的象徵位階上，燕窩居於拔尖的地位，絕不為過。在想像中，燕窩往往伴隨著宮廷、豪門、奢宴、異國與神祕的意象。人們對於詳細的情形可能不甚了了，但多半模糊的知道：燕窩背後隱藏著很大的「功夫」，包括燕子的功夫、人的功夫和錢的功夫：燕子「嘔心瀝血」地築巢，「南洋土著」冒著生命危險攀高採收，然後中間商上山下海取得貨源，層層轉銷，最後才能由富裕的消費者購得。
然而這樣的大費周章，都是建立在一個人們並不十分清楚的前提上：燕窩想必是有價值的，但是這價值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這篇論文的主旨，就是希望透過文獻的爬梳，加上砂勞越燕窩產地的田野資料，探討東南亞某處遙遠陰暗的石灰岩洞中，某些特定品種的燕子用唾液構築的，一叢一叢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鳥窩，是怎樣被漢醫傳統認定為補品中的極品，產生市場價值，並且獲得新的文化分類，繼而衍生出一個龐大的環南中國海燕窩貿易的商機？
在東南亞歷史、財經、文化研究的領域中，燕窩都是學者們熟悉的一項重要的貿易品。目前在環南中國海的市場上，燕窩的貿易金額仍然相當龐大。依照位於新加坡的「東南亞國協燕窩貿易商協會」（Asean Birds’ Nest Traders Association）的估計，以印尼為例，其佔有全球燕窩出口市場的70%，年出口金額在2億到2億5千萬美元之間，1997年的出口量為170公噸，並且預計1998年會有10%的成長率。其他的主要燕窩出產國包括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Cohen and Redeb 1999: 48）。國際環保團體與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近年也對燕窩貿易密切關注，深怕因為華人嗜吃這種燕子的口涎構成的燕窩，而危及燕子的生存與繁衍。過去10多年間東南亞經濟的繁榮，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國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市場成長，更加深了這方面的顧慮。
雖然說燕窩具有這樣顯赫的地位，但是不論在哪一個領域中，針對燕窩的研究，卻是異常的貧乏。就燕窩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而言，在英文文獻中，除了少數純粹描述與政策參考的文章（例如Cranbrook 1984; Leh 1993; Meday 1957）之外，只有Leonard Blussé (1991)的論文“In Praise of Commodities: An Essay on the Cross-cultural Trade in Edible Bird’s Nests”探討的是燕窩生產與貿易的歷史。但是 Bluessé 文章的目的，是企圖由這個商品的研究為例，呈現出「東方貿易真正的特質（the true nature of Oriental trade）」（ibid: 317）。Blussé的研究以東加里曼丹（Eastern Kalimantan）、爪哇南岸（Java’s South Coast）、巴達維雅（今雅加達）近郊（Batavia’s Countryside）以及占婆島（越南東南岸）（Champa Islets）4個燕窩產地為例，討論的時間由18世紀中到19世紀初。
Blussé利用文獻資料細膩的呈現出這4個產地的燕窩生產關係，以及曲折的歷史過程。他指出：在東加里曼丹，生產燕窩的岩洞所有權原本分屬於蘇祿（Sulu）蘇丹王朝中的一些達官顯貴，採集的工作則是由婆羅洲當地土著以奴隸的身分擔任。後來蘇祿海一帶的Taosug商人和來自蘇拉威西的Buginese商人爭奪燕窩貿易的利潤，分別和不同的婆羅洲土著族群結盟，發生激烈的爭鬥。最後導致東加里曼丹南部的Segai-i部族趁機入侵，以屠殺及驅逐的手段，消滅了原來的土著族群，使得原本蘇祿權貴和Bugis商人控制下的生產方式被破壞。當英國的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力量進入後，就成功的由蘇祿蘇丹和Bugis商人手中奪得了燕窩的經營權。
在爪哇南岸，生產燕窩的岩洞原本屬於當地的君主所有，採集與看守岩洞的工作則由當地居民以服勞役（corvée）的形式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力量進入後，壟斷了貿易及貨運的業務，而後原本擁有岩洞所有權的君主索性將權力租賃給殖民政府。但是基層的採集與守衛工作，形態並沒有改變，仍然由當地居民擔任，只不過由向君主服勞役成為向殖民政府服勞役。
巴達維雅城近郊的燕窩岩洞，由東印度公司公開招標，得標的荷蘭商人向公司定期交稅，在生產方式上，和爪哇南岸的情形類似，由當地居民擔任採收勞工，作為勞役的一部份。
越南的占婆島一帶，原本離岸島嶼的燕窩岩洞，由當地漁民開採自由出售，阮氏王朝建立後，派駐屯兵，並且允許屯兵開發當地的燕窩，每年再上繳重稅給朝廷。屯兵自己並不進行採集，仍然依賴當地的漁民擔任危險的採集工作，採集回來後，由屯兵向漁民按船或按人頭抽取一定比例的燕窩作為稅金。
Blussé的主要論點在於：這些多元化而充滿地區差異的燕窩生產與貿易關係，到了19世紀中葉之後，就逐漸轉變成為華商壟斷的局面。按照Blussé的看法，這個轉變的原因，在於華商以「包稅」（tax farming）的方式，深入內陸燕窩產區，以極端優惠的條件提供土著在當地極受歡迎的中國製造品（如棉布、陶瓷器等），換取燕窩。同時，和歐洲商人相比，華商比較有耐心處理這種纖細的商品。華商還用燕窩取代白銀，寄回老家，這也受到當時荷蘭殖民政府的鼓勵，因為可以避免白銀的大量外流。用Blussé的話說：「這個曾經是跨文化的燕窩貿易網絡，逐漸轉變為單一文化的貿易體系了」（ibid: 333）。而其中值得省思的是：
研究西方勢力擴張歷史的學者，多半只會注意到西方人在亞洲區域內貿易（the intra-Asian trade）獲利的增加。燕窩貿易的例子給我們一個教訓：如果我們關注某一個特定商品的生產模式，以及其相關的權力鬥爭，我們可能會發現另外一幅景象。在燕窩的貿易上，情況正好相反：西方勢力的擴張，實際上是為中國貿易的擴張鋪了路。
姑且不去深究或者反駁Blussé的論點，他觀察到的華商在歐洲貿易體系建立後，發展出對於燕窩的壟斷，也可能有其見地。但是筆者認為，華商能夠壟斷燕窩的貿易，並且直到今日維持壟斷的局面，除了搭西方貿易體系的便車之外，還包括對於生產的一端不辭辛勞的深入經營；而且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華商對於消費端需求的理解、掌握甚至操弄。畢竟燕窩的貿易網絡，其最大及最終的消費市場不是在中國，就是在相對富裕的華人社會中。而燕窩的價值，非常明顯的是由文化系統界定或建構的。這是一個以華人消費市場為核心，而非以歐美市場為核心的區域世界體系。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提出後，得到的重要迴響之一，就是亞洲研究的學者對他的批評。認為他過度膨脹了歐洲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對於世界體系建立的重要性。早在以歐美為主的世界體系形成之前，世界不同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圈，就已經構成了數個不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多元世界體系（參考Abu-Lughod 1989）。在這個議題上，研究亞洲歷史的學者的貢獻尤其重要，因為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海洋貿易，長久以來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不只對歷史學家而言，海洋貿易是東南亞史上不容忽視的重要事件，對人類學者而言，東南亞社會文化單位的形成與變化，對於人類學傳統封閉性小社群研究取向與理論的適用性，更是一大挑戰，其原因也就是因為高度發達的海洋貿易，對於個別社會文化體系特性的建立，所具有的影響。
在這個議題之下，荷蘭學者Jacobus van Leur（1955）著重於小販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在東南亞發展的自成一格的貨幣與商品化的過程。Marshall Sahlins（1988）則強調在鋪天蓋地而來的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地方社群與他們的文化系統所具有的能動性。在跨太平洋的交換體系中，由文化體系所決定的「聲譽價值」（prestige-value），往往有能力凌駕在資本主義體系所遵循的「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之上，甚至讓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成為地方文化的俘虜。
但是，聲譽價值如何產生，或者如何決定？Arjun Appadurai（1986）認為，不是價值產生交換，而是正好相反，是交換產生價值。一件東西是可欲的，因此人們會透過交換企圖得到它，這只是表象。事實上是，一件東西之所以可欲，是因為它成為交換體系中的一個物品，參與交換的人，可以在經手這個物品中的過程中，或者透過將這個物品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phases）之間轉進轉出，抗拒其他人企圖透過交換獲得這個物品的努力，藉此累積或提高個人的價值，而這個個人的（借用Sahlins 的話說）聲譽價值，更使得被交換的物獲得價值，成為人們願意付出代價、透過交換獲得的對象。
Appadurai在這裡使用了Igor Kopytoff（1986）的一個觀念，就是「商品」與「禮物」不是因為生產方式不同而具有本質上差異的兩類物品。「商品」與「禮物」應該被視為兩個面向（phases）或者階段。同樣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的物品，可以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轉換，有時作為商品，有時作為禮物。如果我們採取一種「方法上的唯物崇拜」（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以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物品為核心，探討它的生命史，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中轉換進出的過程，將有助於了解不同生產模式間串連的情形。
＊作者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博士，現任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兼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家屋、貿易與歷史：臺灣與砂勞越人類學研究論文集》（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