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宣誓就職。魏道明立囑彭孟緝「自今晨起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停止新聞、圖書、郵電檢查，及撤消交通、通訊之軍事管制」，並在台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上發表施政報告時說：「省政問題雖然是千頭萬緒，亟待解決者很多，然而，在省政府成立之際，吾人覺得最急迫者即是因二二八事變所產生非常狀態之復原。」當然，振興經濟才是根本，「台幣之法幣匯率，亦自今日起，自四十提高至四十四」，魏道明說他的三項對策是求謀經濟的安定、推進復興工作、改善大眾經濟。
初來時，鈕先銘可謂仕途順遂，六月三十日，蔣中正批准鈕先銘升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後來，卻因二二八事件的處理而變了調。江南《蔣經國傳》說：「魏道明時代的習慣，凡事聽令鈕先銘一手包辦，偶而，要過問一下司令部的大事。」就是彭孟緝與之嫌隙所在。因為，「凡事聽令鈕先銘一手包辦」，讓鈕先銘被媒體戲稱為「小主席」。這換成其他人可能就順水推舟，落得清閒，可是彭孟緝個性強，又是黃埔學生，何況在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任內即因對二二八事件態度強硬而受層峰賞識，豈甘大權旁落。尤其，當魏道明收到南京來的「密電」，指示他釋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某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時，一概交由鈕先銘處理。所以鈕先銘生前常説：「主席閱後批示，即交辦我去處理，因為直接跳過了彭孟緝，彭司令心中不滿，為日後二人的嫌隙埋下導火線。」
令人玩味的是，不過五年，彭孟緝竟在其《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中寫道：「魏道明……絕對主張軍民分治。他就職後對我說：『我是文人，不僅軍事，凡有關軍事方面的問題我聽你的意見，在政治上一切都請採納我的意見，並請配合。我臨離開南京向蔣主席請訓時，也得到如此的指示。』我同他本著這幾句君子協定做下去，軍政之間如水乳交融，私人之間也如兄弟和諧。」
由此可以看出蔣中正用人的高明之處，並窺知鈕先銘在台仕途順逆之一二。至於因為南京方面的指示而釋放了多少台灣人？時間久遠，他記不淸楚，也沒必要記，因為這完全是依照南京方面的指示。
例如，接受花蓮鳳林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張七郎（一八八八至一九四七）醫師的妻子詹金枝陳情，並盡力處理，發函花蓮縣政府……等，要求查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又，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夜，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八）在台北市青田街六號寓所中被人砍死，翌日上午才被發現，鈕先銘即率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警務處處長王民寧和副處長劉戈青、陸遂初、台北市警察局局長李德洋、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沙宗棠、檢察官蔡萬田、方宗南等到場調查。
又，被認為是二二八事變叛亂主犯的蔣渭川（一八九六至一九七五）「託台省耆紳林獻堂轉請本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代向警備部暨台省高等法院請求准予自首，該犯乃於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由警部副司令鈕先銘陪送至台灣省高等法院檢察處投案，由首席檢察官葛之覃訊問後，即交丘念台具隨傳隨到保釋，又據葛之覃表示，該蔣之罪刑如何應待審訊後始得確定，惟既深知悔悟投案自首，當一本政府寬大為懷之旨從輕發落。」化名「郭治平」的保密局台灣站的報告如此寫道。
又，屏東里港藍氏家族的藍家精（一九○四至一九八○）於抗戰時期擔任汪精衛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贊武官，組織自衛軍以助，台灣光復後又與孔德興等密謀發動台灣獨立，國防部軍事法庭因此要求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緝拿。民國三十七年六日二十日，他的老長官，陸軍大學校長徐永昌以「藍家精被陷」託鈕先銘。為此，鈕先銘於九月十六日去向徐永昌敘藍家精事，並於十二月一日特地去拜訪林獻堂（一八八一至一九五六），確認真偽。對此，《灌園先生日記》：
九時餘，警備司令部副司令鈕先銘來訪……。鈕之來訪也，蓋為藍家精之事，藍曾為汪精衛之幕僚，蔣主席下通緝令，陸軍大學校長徐永昌欲為解除，據藍自述書言為重慶政府在南京地下工作，末言曾招林某歡迎國軍，可見其忠於國民政府也，問果有此事否。答曰：「有，光復第五日，藍同許丙來霧峯招余，實有其事。」他甚喜遂去。余招林忠到許丙處告其事。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台灣省政府警務處乃電撤通緝藍家精，並照會各縣市警察局刑事警官大隊、保安警察總隊、基隆和高雄港務警察所。
由於當時台灣社會經濟動盪，失業眾多，人民生活日形艱苦，所以，當商人張立人、徐阿嬙等擬集資承辦金瓜石忠孝脈等地金礦來請他協助時，鈕先銘不避嫌地即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去函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台灣辦事處請予協助。
同時，為「使台胞明瞭祖國近代的進步，使全國認識今日的台灣正在安定中中求繁榮，並清除日人遺留的文化毒素，促進台胞的心理建設」，一度兼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處長的鈕先銘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一日創辦《建國月刊》，自任社長，並以筆名「柳劍鳴」任發行人，聘前《正氣月刊》主編曾今可（一九○一至一九七一）主編。鈕先銘也是一支健筆，不用說，《建國月刊》幾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有評論〈從馬歇爾元帥的歸去說到魏德邁將軍的重來〉、〈一九四八年世界戰略形勢之展望〉、〈北遊漫談〉、〈日本在戰略思想上的錯誤〉等，有小說〈凱歌前奏曲〉，還有數十首古典詩、詞。
興許是對十月的有感而發吧！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他在《建國月刊》發表了〈從南京失守說到台灣光復〉：
因為我是當年南京守城之卒，身經京東的淪陷，所以在每年的紀念日，我必寫一篇紀念的文章，這種作法，在抗戰中雖然是很有意義，但是自從勝利還都以後，就不免有點掃興，許是多餘的事，然而八年忌的文章我作了，九年忌的文章我也沒有斷。……
台灣被竊據有五十一年之久，所以拿生活水準來作比較的時期，當然很容易說到日治時代，若是憧憬戰前的生活便是懷念日本，那末我是在南京淪陷過的人，我也憧憬戰前的生活，我是不是也希望南京也受外國的統治呢？這豈不是一件笑話。戰後生活的困苦，歐洲不亞於亞洲，日本更甚於中國，所以憧憬戰前的生活是戰後人類最普遍的心理，這種心理並沒有夾帶絲毫的賣身圖靠的卑陋觀念。
有這樣二個簡短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學校的測驗題，第一個是一個迷途的孩子，被一個富翁憐憫而收容了，當然飲食起居都比在孩子的家裡好，但是三天後小孩子的母親找到了，你說這個小孩會不會跟他的母親回去。第二個故事是一個鄉下的大姑娘被歹人誘賣到妓院裡，當然高跟皮鞋和電燙頭髮都是有的，你說這位鄉下大姑娘會不向甘心淪為娼妓？小學生都會有正確答案的故事，知識份子硬要來歪曲事寶，除了他是喪心病狂以外，我真不知他是犯了什麽毛病。
日本到底是上述故事裡的那一種人物，聽故事的人們自己可以回答，託管充其量也不過是頭一個故事而已。
台灣六百五十餘萬同胞都是遷自於閩粵，同我個人來比較，僅不過時間的遲早不同，我現在是台北市的市民，我想請問當局者，外省人要什麼條件才能落籍，要是居住六個月以上就有資格的話，那末我想申請在台灣落籍，這裡何嘗有民族界線的存在。
少數的野心家和一部份的國際陰謀者，他們賣的是什麽膏藥？身受五十一年痛苦的台胞，當然應當比我更知道。記得是本月三日的下午，我偶從一個記者的手裡先得到了一份魏主席在省參議會席上施政總報告的全文，當時我就送給我的司令彭公看了，當他看完以後，我問他有什麽感想？他的答覆非常的簡單，他說：「假設台灣將來在對日和會中，萬一不幸發生任何問題，六百餘萬的台胞當然準備流血，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也準備流血，不過第一個流血的應當是我彭某。」血是我們軍人最後的資本，也是中華民族最後的資本。
慚愧得很，南京淪陷，我雖然做了八個月的和尚，到底還沒有流最後的一滴血，我恨我生得太遲，五十多年前台灣的淪陷，我沒有得到流血的機會，今後假設我能為台灣聯流血的話，到是一個絕好報國的機會。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可以流盡，但是台灣決不許再淪為異城！
文末並註「本篇獻給台東賴双喜先生」。賴雙喜（一八七二至一九五八），本名黃阿生，號文星，生於高雄美濃。日本時代初期，他隨林少貓（一八六五至一九○二）抗日，參加潮州阿猴之役；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後壁林之役，林少貓戰死，他僅以身免，乃化名往台東，入贅賴貴元家，改名賴雙喜。台灣光復後，政府特頒「忠義衛國」匾額褒揚其抗日事蹟。
他的這篇文章也勾起台灣詩人的回應，如張家輝〈讀先銘師從南京淪陷說到台灣光復一文感作〉：
七尺男兒能不死，終將鐵血復神州。
細思五十年前事，笑眼還多熱淚流！
黃純靑〈讀 鈕將軍先銘「從南京失守說到台灣光復」一文賦贈〉：
河山還我鎮南方，痛憶途京永不忘！
能為台灣流盡血，一篇報國大文章！
任職期間，只要有機會，鈕先銘就要宣傳一下台灣。例如在《建國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台灣在國防上的價值〉；行政院新聞局北平辦事處趁鈕先銘到北平公幹，特於五月一日舉行茶會，請他以「您能瞭解台灣嗎？」為題談談台灣現狀。
＊作者為中國近代文史工作者，抗戰紀錄片《還俗記》製作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講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