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國觀點：知中疑美，拯救台灣的中道─紀念胡佛與朱雲漢教授

元宵節過後，立即傳來兩件噩耗：首先是九十七歲的星雲大師辭世，接著是六十七歲的朱雲漢院士病故；前者令人感到不捨，後者使我覺得震驚：一九六七年，我返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曾經到法學院兼課，朱雲漢曾經修過我教的社會心理學。當年上課時，他喜歡針對重要問題，追問不捨的情況猶歷歷在目，怎麼會這麼快就走了？

朱雲漢是胡佛教授的高足。胡佛(1929-2018)是江蘇揚州人，父親戴天球曾加入中華革命黨，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抗戰勝利後，獲選為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胡佛從母姓，故改姓胡。

胡佛青年時其跟大多數華人知識份子一樣，深受「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篤信「民主」與「科學」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1949年五月，胡佛隨父親從上海乘船抵台，考入台大政治系。畢業服完兵役後一年，即申請到美國愛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獎學金，主修「美國政府」與「美國憲法」。獲得碩士學位後，返回台大政治系任教，即以「推動民主憲政」作為終身志業。

那時候，正是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1975年，在《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的支持下，《中國論壇》成為當時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重要的輿論陣地，胡教授參與筆陣，他跟楊選堂及韋政通三人，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三位靈魂人物。此外他還在報紙雜誌上，寫出數百篇政論，鼓吹民主憲政，並且和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等人致力於黨內外溝通，成為社會公認的「四君子」，國民黨內則稱之為「四大寇」。

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爆發，胡佛等人不顧自身安危，多方奔走，營救因該事件而被收押之嫌犯，最後終於獲得總統蔣經國約見，而使美麗島事件能大事化小。

1986年九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胡教授和陶百川等中介人士的折衝與協調下，歷經艱辛，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零和對峙的危機。

民進黨成立後，朝野對立情況日趨嚴重。1989年四月，楊國樞與胡佛等人倡議效法英國「費邊社」，號召學界及社會菁英，共同組成「澄社」，胡教授身為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原本期望社員處在朝野之間，可以發揮「論政而不參政」的「中道」精神；不料事與願違，「澄社」成立後不久，內部發生「憲政體制」爭議，胡教授堅持主張「內閣制」，但遭到強力反對。他察覺到「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當年十二月，即協同創社成員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楊國樞教授是位十分重感情的人。當我發現「澄社」已經背離「論政而不參政的原則」，我也不再參與「澄社」活動。後來有一次，我問楊先生：為什麼還不退出「澄社」？他一臉苦笑，搖搖頭說：「嗐！畢竟是自己一手創立的社團……，」到了扁政府時代，許多「澄社」成員紛紛出任政務官，「澄社」也背離了創設時的理想，淪為「政務官養成所」。

在大是大非的選擇方面，胡教授的作風就果決得多。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開始掌握實權。三年後的六月，邀請胡教授以「憲法學者」的身份，參加國是會議的預備作業。當他察覺李總統的修憲意圖，竟然是推動台獨分裂，動搖國家認同，從根本上違背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立即斷然退會，拒絕為掌權者背書。當年六月24日，他更帶領「台大關心憲改聯盟」十多位教授。赴陽明山中山樓，遞交台大校務會議的修憲建言，及校內近二千名師生聯署「反對修憲謀權」的名冊，提出抗議，並要求停止修憲。

在兩岸關係方面，胡教授生前最擔心的是對於政治人物因為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刻意製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與對岸十四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他認為：這樣的操作手法，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

胡佛反對台獨，1980年代中期，他更邀集同道，組織「中流文教基金會」，劍及履及，的推動兩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但他從來不干預他人或學生的政治信仰，也不認為參加民進黨就必然會主張台獨。

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堅持是「科學研究方法」。從1980年代，他便帶領研究生，在台灣開始從事政治文化、政治態度、以及政治參與的實徵研究。那時候，我在台大心理系開設「多項變數分析」統計課程，他特別要求他指導的研究生游盈隆和陳明通前來選修。1997年，他在幾位研究生的協助下，將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整理成《政治學科學研究》立本專書出版，從〈方法與理論〉，談到〈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

他認為：大學必須在自由與自主的環境中，才能充分實踐學術上的尊重理性與開放，因此，他旗幟鮮明的主張：「在台大校園中，不接受任何不容批評與詰難的學說與意識形態，也不允許任何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干涉我們自主的學統。我們的學統只有學術權威而無政治霸權」。他所帶領的研究生也因而自稱「佛門弟子」。

很多人覺得奇怪：像胡佛這樣的自由主義大師，為什麼會主張國家主義？2013，他以〈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為題，接受《觀察》月刊的專訪。他很清楚地表明：

國家層次的自由，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否則這個國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小我」自由，更應重視國家的「大我」自由，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亂、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必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如此看來，國家的自由可稱為「大自由」，是大我透過國家這個政治團體行駛的集體自由；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小自由」，只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從政治體系看，「大自由」與「小自由」不在同一層次，「小自由」必須有「大自由」保障，兩者並不互斥。

記者進一步問他：「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他很精闢的分析：

過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兩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輸給台灣，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

從2001年起，他帶領「佛門弟子」，開始從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朱雲漢教授是這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2007牟之後，這個研究擴展到東亞14個國家與地區，探討公民政治和行為的變遷。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民主」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之一，但是長期實徵研究的結果卻一再顯示：中國大陸民眾對其政治體制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都相當高。這個穩定的現象迫使他們必須深入探究其中緣由。

這個問題跟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論轉向十分類似。1990年代，前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崩解之後，他出版了一本名著，叫《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Fukuyama,1992)，認為：二戰後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局勢，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後，全世界都將走向資本主義體制。

可是，他很快地就發現：這種主張跟世界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2014，他出版一本題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的書，修改他的理論，認為穩定政權的治理能力取決於三項要件：(1)強大的現代化國家；(2)依法治國；(3)政府問責的能力，能夠使人民產生信心。

朱教授不僅研究東亞國家的政治體制，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異化，也有很精闢的見解。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大多施行夾雜著社會福利政策的「鑲嵌式自由主義」(imbedded liberalism)。1980年代之後，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卻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機。而美國「國防/軍工/國會」三合一的複合體是導致其政治衰敗的主要緣由。2015年，他出版「高思在雲：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思」，很坦誠地說出他的見解。

在該書中，朱教授也探討：「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他指出：「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台灣是富豪的樂土」，同時希望大家能夠反省：「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為了確保自己論述的正確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不斷地和國際政治學者交流意見，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其中文譯本於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然而，他的觀點卻得罪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當權派。2021年，和他同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了一本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直接點名批判朱雲漢，說他常發表極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非常嚴重的誤導讀者」。朱雲漢2012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認為中共的經濟成長模式在美國是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他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他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頁184)

這個論點，引發了朱敬一的高度不滿。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有多大」，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頁185)

因此，他認為：朱雲漢的說法是為中共「擦脂抹粉」、「論述蒼白且錯誤百出」、「明白悖離人本精神」，「豈止是令人遺憾」！

乍看之下，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因為「四人幫」在1976年垮台之後，中共自己也否定他們在這段期間的作為，並且把四人幫的垮台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稱作「撥亂反正」。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由「亂」而求「治」，最後走上「正」軌，這就是一種「體制摸索」的過程。朱雲漢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是根據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結論。在朱雲漢看來，朱敬一書中痛斥的那些「文革亂象」，正是中國所付出的「高昂代價」，所以他特別強調：「很多人因此而犧牲」。

從這樣的析論來看，他們兩人對於這個議題，其實各有立場：朱雲漢的立場是「知中」。他站在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立場，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要有「同情的理解」，並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觀中立的語氣，論述他的研究發現。朱敬一的立場則是「反共」，站在「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文精神」，堅決反對「共產極權」。在2020年台灣由民進黨主政的政治氛圍下，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書發表會上，公然批評另一位院士「親中」，這等於是戴他一頂「紅帽子」。我原本以為朱雲漢會出面辯駁，但是他沒有。他選擇沈默。

最近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張，很多人擔心：在美國不斷「加柴添火」的情況下，兩岸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新北市長候友宜主張：「不當強國的棋子」，執政黨主席賴清德立即回應：不可以讓「疑美論」成為社會共識。2023年元月13日出版的「天下雜誌」，朱雲漢抱病發表了一篇的文章，題為《美國軍售地雷，台灣必須覺醒》，警告國人：

邪惡的美國鷹派，打算把台灣的剩餘戰略利用價值，透支到極限。把台灣蹂躪成為廢墟後，北京即使拿下也只剩沉重包袱，至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是否將陷入絕境，將失去戰後七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成果，美國毫不在乎。

在美國政府威逼下，台積電將最先進的三奈米半導體生產線設置在亞利桑那州，並陸續釋出最核心的技術。美國強迫我們恢復義務役、準備打巷戰，近期一‧八億美元軍售案，都可看出這種戰略思維。

五天後，馬上有另一位「院士級」的台大敎授公開出面叫陣，說「疑美論」如果占上風，將會「弱化台灣防衛」，「使台灣走向敗亡」！言猶在耳，事隔不到一個月，竟然傳來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這時我才深刻體會到：他以「中研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發表這些言論，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氣！

朱雲漢逝世後，我仔細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識倡議「知中疑美」，其實傳承了胡佛教授當年創立「澄社」時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經常對老友慨嘆：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台灣，學術界講究的是「西瓜偎大邊」，所以「中道」很難找到市場。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師生二位窮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灣的不二良方。有識之士，請三復斯言！ （相關報導： 陳文茜專文：解決兩岸危機惟一一人，悼念我最尊敬的台灣知識份子朱雲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大心理系榮譽教授，高雄醫學大學講座教授。本文原載於：黃光國（2023）：〈知中疑美：拯救台灣的中道〉。《中國評論》，304期，頁51-54。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