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新新》復刻本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當筆者閱讀吳濁流文章，看到「只要理解一個日文，就能接觸各國文化」此部分，深深吸引我的目光，因為在一九九○年代，經常從日本教育世代口中聽到這句話，不禁令人想到彼此似有微妙的淵源關係；與此同時，也讓稍具台灣史知識的我察覺到，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背後卻隱藏著當時台灣人苦澀的吶喊。
換言之，吳濁流以日語的實用性為理據，希望能繼續使用日語，這不就是企求得以和政府折衝交涉的理由嗎？其實明知政府廢止日文的真正意圖，主要是壓抑多數台灣人的思考，假若正面反對這項措施，難道政府會接納民眾使用日語的請願嗎？老實說，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為了對抗此政策，吳濁流想出的主張，乃在於汲取台灣廣泛且多數的公意，以便和從大陸來台的新為政者進行溝通。
台灣研究者松永正義教授指出，廢止日文版所帶來的失望，隱然深潛於二二八事件的底層；另外，廢止日文，同時也意味著此後的政府決策，台灣人將永遠被摒除在外。關於這論點，松永教授進一步說明表示，國民黨執政當權者的邏輯，認為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在真正成為「中國」的一員之前，限制其國民權利乃是不得已的辦法。由此可知，吳濁流的論述，就是為對抗這樣對手所提出的主張。
不過，文學家吳濁流非僅止於此，筆者思考到，吳氏勢必也深刻體悟日語是最能直接連結自己感性的語言。會讓我有這樣看法，主要是因為想起日本NHK 電視台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播出的節目《台湾万葉集 命のかぎり詠みゆかむ（台灣萬葉集持續歌詠，直到生命盡頭）》〔素晴らしき地球の旅（美好的地球之旅單元）〕，其中有一段傅彩澄先生的話。傅先生在台灣主持一個日本短歌（日本傳統短詩）的團體「たんがら会」，節目中他不加思索地將日語辭典《廣辭苑》放在桌上，並娓娓道來回憶說：「年幼開始懂事時，所學習的語言就是日語，用它來思考事情、度量所有事物，凡事分寸拿捏的思量問題，都已變成日語化了。事到如今……。當然，終戰時候，我們—我當時也已二十五歲—也曾經努力地想改說中國語，可是那種感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例如形容詞的用法，形容事物的方法，早就有極大的差異，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跟得上。」
我想，諸如此類的事，文學家吳濁流當時應該也不會沒有發現到吧。
＊作者為立正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日本時代的殘光餘影 : 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合著∕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