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人權館景美園區內，有一座人權紀念碑，碑上鏤刻著八千多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名單，最近該館擬依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約二萬多人，進行篩選以增錄在紀念碑上，為此該館擬定篩選的作業要點草案，並邀請專家學者討論，草案規定何者應予錄名，何者不予錄名，這其中最引人疑惑且覺得荒謬的是81位不予錄名的名單。
在學青年，不畏白色恐佈風險
就以其中的五位：蔡裕榮、劉國基、賴明烈、戴華光、鄭道君來說。
這五位當年正值在學青年時期，因不滿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不畏白色恐怖的風險，籌組左派的革命組織「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意欲推翻惡質的國民黨，最終身陷囹圄，坐了十幾年牢。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敢於威權時期，起身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照理說也是為台灣民主運動做出貢獻，為台灣的人權付出心力的人。
但荒謬的是，今日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紀念碑上，這幾人的名字卻沒資格錄名其中。
人權館之所以將這五人排除於錄名名單中，依其作業要點草案是如此說的：「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以強暴或脅迫方式觸犯內亂罪或外患罪，經認定確有實據，且未獲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或法務部平復國家不法者，不予錄名。」
人權館之所以訂出這樣的作業要點，根源有二：
- 1998年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確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卻有實據者。」不予補償。
- 此補償條例中所謂「現行法律」，指的是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後，對內亂外患罪的定義，由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改為以強暴或脅迫而著手實行者，也就是思想無罪，必須確實以暴力顛覆政府才有罪。這條修正被視為台灣進入民主社會的里程碑。
威權統治時期，沒有和平抗爭的可能
1998年補償基金會即依此補償條例的規定，認定這五位青年確有暴力或脅迫的證據而觸犯內亂罪，不予補償，而今日人權館也沿襲此補償條例的認定，擬不予錄名。這就造成如此的荒謬現象，從台灣的民主運動與人權的發展來看，這五位青年絕對比眾多即將被錄名其上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具資格錄名其中的，而人權館卻擬不予錄名。
補償條例是在1998年台灣已進入民主化後制定的，但其制定時的政經環境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此時期人們已有較適當的管道，抒發對當權者的不滿，若於此時再以暴力方式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悅，則以「現行法律」懲罰之，似還有其合理性，但在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是非常高壓封閉的，罵一句國民黨就會被抓，罵一句蔣家就可能被關，根本沒有適當管道以和平方式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滿，雷震想組黨就被抓，白雅燦要蔣經國公布遺產，就被判無期徒刑，在這樣無奈的政治環境下，常逼使有志青年走上暴力革命一途，王幸男就以郵包炸彈炸斷謝東閔一隻手臂，「泰源事件」的烈士，也以暴力欲達到革命的目的，這些都是當年威權統治時期反抗者無奈而不得不的舉動。
因此1998年負責審理補償事宜的「補償基金會」根本不應以民主時代制訂的「現行法律」，回溯並苛責這些在威權時期為台灣民主運動做出奉獻的人，說他們使用暴力，觸犯內亂外患罪確有實據，而不予補償。
而時至今日，吾人強調轉型正義的時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實在不應遲遲不平反這幾位年輕人。今日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更不應沿襲補償基金會的錯誤「判例」，不予錄名。
再以同樣不被錄名的吳石、聶曦、朱諶之、陳寶倉這四位中共派來的「間諜」來說 :
這四位的犧牲，是因為他們參與了50年代左右那場由中共領導，兩岸人民一起投入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他們雖是中共派來的情報人員，但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壓榨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權，此人民包含當年的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因此這些人雖說是中共派遣來的「間諜」，但他們的犧牲多少還是有為台灣人民犧牲的成分在，他們可以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第一批烈士，我們不應跟隨補償基金會的不當「判例」，將這些人視為「間諜」，視為敵人，視為有暴力行為，而不予錄名，除非我們認為他們當年對抗國民黨的革命行為是錯的。
結語：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堂課
台灣這幾年在針對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上，做了不少事，值得吾人肯定，惟仍有一些門檻難以踰越：
1. 白色恐怖處理的對象是政治案件，但平反的工作卻停滯在司法層面上，只關切受難者當年有無受到刑求、不當關押、上級有無干涉司法審判等等，以此作為平不平反的依據，不能拉高到政治層面來思考，如此就不能理解各個受難者的所為，在民主政治發展上所具有的意義，也就會造成前述的荒謬現象。
補償基金會成立時，還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遺緒裡，國民黨為了維持其統治的合理性，不願去碰觸由其一手製造的白色恐怖政治，這是很自然的事，但今日吾人推動轉型正義，目的即在於糾正國民黨不情願面對的歷史事實，當然也就不應跟隨其後，重蹈補償基金會的錯誤。
2. 政治層面上的思考，必須排除當前反共反中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干擾，回歸歷史原點，客觀地認識各個案件、各個受難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才能真正達到如促轉條例所楬櫫的：「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或許這是當前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後一課。
＊作者為70年代左翼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