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學者撰寫《反戰聲明》之前，「反綏靖」派的立場與反應都不算是未知數。很明顯，《反戰聲明》的作者們正是為了挑戰反綏靖派的「硬道理」而寫的。畢竟，那種「現實」的主要功能是產生一種對社會與政治動員有用的霸權共識，而不是豎立一些對於刻不容緩的重大轉型有用，抑或對民主社會異識培養有貢獻的價值。
總之，反戰陣營和反綏靖陣營之間的分歧點又廣又多，而這些分歧歸根究柢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時間觀與社會關係的模型。
如果說反綏靖陣營想要什麼，那就是安全保障。 怪不得他們經常提及那些已經被認為是不言而喻或眾所周知的事情，連「小學生都知道」。 而在今天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事情中，「綏靖政策」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好比提供了現代歷史動盪風雲中的羅盤針或定位器一般。與指北針不同，這具奇妙羅盤針的功能，在於協助人們隨時隨地，以回歸二戰，回歸冷戰等「榮歸美利堅」的故事大綱，定位自己。
縱容右翼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
然而，台灣有多少人知道「綏靖」當年的真相？早在 1980 年代末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瓊斯(Mark Jones)指出，「綏靖」作為歷史敘述的意義，主要在於遮掩西方國家曾經助長法西斯勢利的真相。這些國家(當時還是帝國)，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從十九世紀末年起以反左為基軸，它們寧可與極右勢力締結聯盟去對付社會主義的蔓延，卻死不願與左派勢力團結共同打退法西斯的浪潮。1937–1939年間不斷努力在《國際聯盟》架構內湊合反法西斯國際連線的蘇聯，一再受到英、法的阻擋並吃上閉門羹一事，根據瓊斯的判斷才是希特勒順利發動戰爭的主因。換言之，所謂「綏靖」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姑息威權，後患無窮」，而是「縱容右翼的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反過來看，假設將「綏靖」反而定義為「姑息威權」的代名詞，這就形同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勢力，二戰前積極扶持並成全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二戰後又轉而刻意將曾為納粹的將領、情治人員、科學家、企業家與幫派分子納入美利堅全球治理團隊，共同執行一次又一次左派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壓抑並刪除。這個過程中台灣在國際上曾經扮演了什麼角色，今天的台灣人難道都忘光了嗎？或者說，因為那些見不得光的事情大半都發生在台灣以外、邊境另一邊的地方（例如、瓜地馬拉與巴拉圭等國家），所以根本不用納入「轉型正義」的範圍？！
歷史記憶被如此扭曲的結果就是讓「綏靖」所暗示的榮歸幻覺成為理所當然卻自欺欺人的謊言。更糟糕的是由此產生的冷戰思維往往被轉換為全球製圖學的原理，就好像「自由」自成一個獨屬邊界一邊的「陣營」，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好像邊界才是自由的象徵與保障，因此必須將邊界武裝到爆，動員社會上下去對「外」保衛邊界，對「內」制訂口徑一致的「共識」信條並撻伐信條上「脫隊」分子。誠如尼爾森與梅札德拉指出，邊界就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不對稱性」(asymmetry)的起點，甚至是其眾多雙重標準與自欺欺人的歷史謊言的泉源。孰能忘記，當年蔣介石所做的一切，口頭上都還不就是為了「自由」的理念？儘管今天都認為他當時所謂的「自由」只是個騙局也並不代表「威權主義」的因素已經從我們的「自由」理念與社會實踐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