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賽福鼎。他作為第二次東突國運動遺留下來的最重要，也是唯一民族菁英領袖，有人評論他了解新疆在史達林操弄國際政治下的工具性角色，面對中共只能識時務者為俊傑。也有人說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中共需要他作為民族關係調和中介的角色。賽福鼎在文革期間接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同時又擔任自治區主席職務，全力達到頂峰。文革結束後，他被鄧小平免除在新疆的工作職務，調入中央，儘管本書作者認為他可能失勢，但是也有傳言中共中央可能擔心他在新疆少數民族群體間太過孚於民望，尾大不掉。歸根究底，中共中央並不相信新疆少數民族精英能夠真正的在政治上效忠，獨當一面而沒有二心。
文革後的新疆社會一方面平反被矯枉過正的少數民族，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十數萬名從中國內地被支邊下放的青年，他們要求返鄉。中共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認為應該順水推舟，推動民族區域自治，放開政治意義上的「自治權」。不僅調整少數民族與漢人幹部的比例，更對於少數民族群眾秉持「兩少一寬」的治理原則；也就是對於少數民族犯罪者要「少捕少殺，盡量從寬處理」。這樣的民族政策調整引起新疆漢人移民極度的不滿，認為自己被中共原有的移民實邊政策出賣。
儘管鄧小平很快就調整強調民族區域自治的新疆政策，高舉「兩個離不開」，漢人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人，新疆工作兩者缺一不可。並且把第一代跟隨解放軍進疆的王恩茂派往新疆擔任黨委書記，並在1984年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盡量爭取民心。在名義上，表現出落實民族區域自治的意圖，籠絡少數民族幹部。並在實質上，讓少數民族在文化上擁有一定的自治權，重新發展，像是修建恢復名人的陵墓、標榜古代突厥伊斯蘭文學作品《福樂智慧》、修築清真寺。這樣的的政策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卻經不起進一步挑戰。少數民族年輕人開始示威爭取自己的權益。1985年冬天烏魯木齊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後來頗多都成為當前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的骨幹。
不僅文攻，武鬥也開始出現，那就是1990年的「巴仁鄉事件」。這個事件是新疆底層社會人群透過伊斯蘭信仰動員，以暴力向中共抗議的表現。中共中央面對這樣的挑戰，一方面嚴打官方所定調的三股勢力：「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把之後的武鬥全部歸責於「東突伊斯蘭運動」。另一方面開始加速新疆經濟發展的步調。也就是說把文化自治權限又緊縮，整頓文化活動與伊斯蘭信仰，像是1996年的「伊寧事件」的導火線就是一個具有社區價值規範功能的文娛活動，最後被鎮壓所導致的悲劇。同時開始開放新疆邊界，增加邊界貿易，以及後來的「西部大開發」政策，或是新疆跳躍式發展經濟政策，都是在這個「民族政治緊、經濟寬」新疆治理政策的兩手邏輯上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