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這本書依據時序先後，摘要式的回顧中國解放軍開進新疆之後，所有關於治理新疆的重要階段，以及相關事件。過去幾年由於「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新疆在國際媒體的能見度開始大幅增加。但是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新疆民族政治發展的來龍去脈其實難以理解。對不熟悉現代新疆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容易入手的入門讀物。
此處釐清幾個關鍵詞彙與爭議的湧動，可能有助於讀者更能掌握新疆民族政治的遞嬗。
一、「東突厥斯坦」vs「新疆」沿革與政治認同
「東突厥斯坦」是從「他稱」轉為「自稱」的詞彙，最終成為一個民族政治認同與動員的概念，這應該是本書〈序章〉與〈第一章〉的主要內涵。這個詞彙的出現伊始應該是西方傳教士奉乾隆皇帝指令前往當地測繪地圖，測繪的內容後來為法國耶穌會錢德明神父（Joseph Marie Amiot）發表，塔里木盆地開始被西方人稱為「東突厥斯坦」。
「東突厥斯坦」做為「他稱」，在19世紀前曾經出現過多個不同的名稱，像是「南突厥斯坦」、「小布哈拉」、「中國突厥斯坦」。由於俄羅斯帝國主義西擴，19世紀中葉設立突厥斯坦總督，「突厥斯坦」成為俄羅斯帝國現實行政區劃名稱。也因此，當時歐洲也開始將突厥斯坦分開稱為「中國突厥斯坦」和「俄屬突厥斯坦」，或東、西突厥斯坦。20世紀初期蘇聯「十月革命」後，突厥斯坦總督管轄的區域轉變成「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之後進行「民族識別」，又將突厥斯坦打散建立多個加盟共和國，才有了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歐洲冒險家與考古學家使用不同名稱，像是Chinese Turkestan、East Turkestan、Chinese Central Asia、Serindia、或Sinkiang描述現在所謂的新疆地區。東、西突厥斯坦稱謂最初與民族認同並沒有直接關係，反而與帝國擴張企圖下的視野有關。一方面區分大清帝國與沙俄帝國與這個地理區域的政治關係，同時也增強理解並伺機向這個地方擴張。
中國官方「新疆」的正式出現，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朝，當時稱為「準部與回部」、「西域新疆」、「天山南、北路」。伊犁將軍松筠編成「伊犁總統事略」，後為道光皇帝欽定為「新疆事略」，新疆才正式沿用成為專稱。19世紀中葉浩罕人阿古伯在新疆建立「哲德沙爾汗國」，維吾爾語的「哲德沙爾」通常是指塔里木盆地七個綠洲城市；那就是喀什、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和烏什。《大英百科全書》稱阿古伯的政權為「喀什葛爾王國」（Kingdom of Kashgaria）。19世紀下半葉清末的海防與塞防之爭，爭論國防應當偏重大陸東南沿海的海洋防禦，還是偏重西北內陸的陸上防禦。對接當時亞洲大陸內部英俄的國爭霸的地緣政治，牽扯到大清帝國結構重組的問題。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新疆建省的目的就是要恐固現代中國對新疆的直接控制。
被中共定義成「疆獨運動」的開端，被海外流亡維吾爾精英視為成功建國的例證，那就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3-34，簡稱東突國）」、以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共錯譽為「三區革命」1944-49）」的出現。這兩個短暫的政權都使用了「東突厥斯坦」一詞，於是將「他稱」轉為「自稱」的政治認同標記，成為後來「維吾爾復國運動」的認同象徵。
相對於第一個東突國發韌於新疆西南的喀什與和闐，糾結在軍閥派系與民族菁英的利益分配問題上，第二個「三區革命」出現在新疆東北的伊犁、塔城與阿勒泰。主事者約略分為「堅持獨立」與「妥協自治」兩派，前者以阿合買提江為首，奢望最後能夠建造一個以「突厥族」為主體的國家，但是後者以為獨立的目標太過理想，夾雜着維吾爾、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等等不同族群革命精英的利益與爭執，所以願意與中國妥協獲得較多的自治空間，其中以麥斯武德與艾沙為代表。
蘇聯主導、利用、並終結第二次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的檔案史料已被公開確認。蘇聯總領事促成東突國與國民黨協議成立聯合政府，對於獨立派來說，只好政治上虛與委蛇。然而隨着國際情勢逆轉，蘇聯不再需要東突國牽制中國，主要領袖人物從哈薩克阿拉木圖搭機前往北京參與政治協商會議途中，據報導飛機墜毀全部罹難。儘管所謂親蘇聯的東突分子仍然想要在中共的「自治區」設計下，爭取權限，但是第二次東突國的理想在冷戰國際氛圍下逐漸煙消雲散，也埋下延續至今，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圖騰想像。
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自治」
「新疆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斯坦共和國」、「新疆維吾爾斯坦共和國」、「維吾爾自治區共和國」，不同的名稱都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內涵與想像。最後中共願意的名稱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然也意涵著很浮面的妥協，保留了維吾爾作為當地主體民族的族稱，以及「自治」的字眼。至於自治權限的本質則在這本書的〈第二章〉到〈第四章〉進行描述。
中共理解的民族自治的首要工作應該是政治清洗。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同時，中共也開始了工商業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的發展，再加上之後的反右派鬥爭和大躍進，在新疆的脈絡下，等於是開始對當地少數民族菁英進行清洗，讓願意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菁英被留下來，同時開始大量移入漢人進入新疆。至於針對少數民族群眾的政治認同上辨識與清洗，則在1960年代中蘇關係決裂之際來到臨界點；少數民族數萬人穿越邊界逃亡前往蘇聯中亞地區的共和國，中共稱作「伊塔事件」。騰空的邊界農牧地直接被退伍軍人為組成主幹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接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等於已經初步清洗第二次東突國，也是「三區革命」的頑固分裂主義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賽福鼎。他作為第二次東突國運動遺留下來的最重要，也是唯一民族菁英領袖，有人評論他了解新疆在史達林操弄國際政治下的工具性角色，面對中共只能識時務者為俊傑。也有人說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中共需要他作為民族關係調和中介的角色。賽福鼎在文革期間接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同時又擔任自治區主席職務，全力達到頂峰。文革結束後，他被鄧小平免除在新疆的工作職務，調入中央，儘管本書作者認為他可能失勢，但是也有傳言中共中央可能擔心他在新疆少數民族群體間太過孚於民望，尾大不掉。歸根究底，中共中央並不相信新疆少數民族精英能夠真正的在政治上效忠，獨當一面而沒有二心。
文革後的新疆社會一方面平反被矯枉過正的少數民族，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十數萬名從中國內地被支邊下放的青年，他們要求返鄉。中共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認為應該順水推舟，推動民族區域自治，放開政治意義上的「自治權」。不僅調整少數民族與漢人幹部的比例，更對於少數民族群眾秉持「兩少一寬」的治理原則；也就是對於少數民族犯罪者要「少捕少殺，盡量從寬處理」。這樣的民族政策調整引起新疆漢人移民極度的不滿，認為自己被中共原有的移民實邊政策出賣。
儘管鄧小平很快就調整強調民族區域自治的新疆政策，高舉「兩個離不開」，漢人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人，新疆工作兩者缺一不可。並且把第一代跟隨解放軍進疆的王恩茂派往新疆擔任黨委書記，並在1984年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盡量爭取民心。在名義上，表現出落實民族區域自治的意圖，籠絡少數民族幹部。並在實質上，讓少數民族在文化上擁有一定的自治權，重新發展，像是修建恢復名人的陵墓、標榜古代突厥伊斯蘭文學作品《福樂智慧》、修築清真寺。這樣的的政策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卻經不起進一步挑戰。少數民族年輕人開始示威爭取自己的權益。1985年冬天烏魯木齊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後來頗多都成為當前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的骨幹。
不僅文攻，武鬥也開始出現，那就是1990年的「巴仁鄉事件」。這個事件是新疆底層社會人群透過伊斯蘭信仰動員，以暴力向中共抗議的表現。中共中央面對這樣的挑戰，一方面嚴打官方所定調的三股勢力：「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把之後的武鬥全部歸責於「東突伊斯蘭運動」。另一方面開始加速新疆經濟發展的步調。也就是說把文化自治權限又緊縮，整頓文化活動與伊斯蘭信仰，像是1996年的「伊寧事件」的導火線就是一個具有社區價值規範功能的文娛活動，最後被鎮壓所導致的悲劇。同時開始開放新疆邊界，增加邊界貿易，以及後來的「西部大開發」政策，或是新疆跳躍式發展經濟政策，都是在這個「民族政治緊、經濟寬」新疆治理政策的兩手邏輯上推出。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全球反恐戰爭讓中共有機可乘，把「新疆武鬥事件」直接進行概念轉換與接軌，變成國際認可的「東突伊斯蘭運動恐怖主義」。儘管新疆的經濟在這段時間有了快速的現代化與發展，但是真正得利的群體可能並不是新疆當地的突厥民族普羅大眾。民族政治問題並沒有得到終極的解決，漢人移民與新疆當地突厥民族的相對剝奪感越來越高。中共推出讓新疆突厥裔學生到內地城市受教育的「新疆班」，又招羅年輕人前往沿海工廠打工，這些都不是釜底抽薪的策略，只是拖延民族政治衝突的時間點。新疆漢人移民不滿中共對突厥裔民族的扶持與優惠政策，反之新疆突厥裔民族也備感被強迫移居移工，最後在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一次爆發。
三、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倒底是否可行？
本書的〈第五章〉、〈第六章〉與〈終章〉等於是在描述習近平主政下的新疆治理狀況，是一種異常極端的、想要一次到位的對新疆突厥裔民族進行「同化」社會工程。2014年應該是一個中共治理新疆策略重新調整的轉捩點，至少有三點線索值得注意：
第一、2014年5月習近平視察新疆時就已經直說「新疆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要放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上」。並強調「全黨都要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來認識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帳，少算小帳，特別要多算政治帳、戰略帳，少算經濟帳、眼前帳」。對於治理新疆的態度已經開始轉變，似乎不再依循前述在政治管控下，以經濟發展解決新疆治理的政策邏輯。
第二、從2012年開始，新疆各地持續出現大小不一幾十起的「恐怖襲擊事件」，並在2014年3月更發生昆明火車站屠殺、以及2014年10月北京天安門金水橋撞車襲擊，直接衝擊到新疆以外的區域，引發中共中央的注意與不滿。據傳當時習近平主政的中共中央甚至召喚張春賢直接到政治局常委會進行檢討報告。面對各種暴力衝突事件，張春賢在2014年開始推動的大規模「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也是後來新疆再教育營政策的序曲或試點。
第三、同時2014年9月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據傳習近平在會議上直陳並針貶各種民族相關議題，但是由於內容對既有的民族政策有重大的調整。由於講話內容與過去原有的民族政策，似乎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會後新華社有違常態的並沒有全文轉載。只有一些中共幹部與學者會後採用不同口徑，按照自己理解進行轉述。
中國官方一直憂慮於伊斯蘭主義全球化所帶來安全上的衝擊，隨著阿富汗反恐戰爭起伏、伊斯蘭國興起後，維吾爾外國戰士相關訊息的傳播，在非傳統安全上的顧慮不斷上升。同時習近平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使得新疆民族政治問題更加凸顯。於是歸根究底，中共幾十年來推動的民族區域自治是不是可行，有沒有根本缺陷？2011年後，中國民族研究學界出現民族政策的辯論。民族自治派，國族建造派，強硬同化派互相攻訐。「第二代民族政策」 主張廢除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內涵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引起大規模的論戰，而新疆就是論戰的核心背景。這些爭論據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後戛然而止。繼之而起的卻是新一波的高壓、或說「中國化」的同化或漢化策略，以極為粗暴的、超大規模的形式在新疆蔓延。
從現在的角度看，習近平基本上保留著民族區域自治的形式，但是內涵完全被拋棄，名存實亡。以剷除「兩面人」為例，「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里不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即是「搞兩面派，做兩面人」；換句話說，爭取新疆自治區權限的、與中共中央不一致並要求宗教與文化復興的突厥裔幹部、知識分子、企業家，都可以算是「兩面人」。推到極致，中共其實在剷除原來還在心懷某種「第一代」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所有人。習近平治下的新疆民族政策就是「同化」或民族改造，把新疆突厥裔民族塑造成認同中共統治的中華民族成員。
本書〈第六章〉與〈終章〉檢討新疆再教育營與國際制裁的情況，從中美對抗、節育與種族滅絕、職業培訓與強制勞動，認為滅絕的概念可能不足以也不適合用來描述現在新疆突厥裔民族的狀況。陳全國作為習近平民族政策的執行者在2021年從新疆離職，象徵著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同時也準備下一個階段政策的評估與重整。更值得未來關注的是中國面對國際制裁壓力，在新冠疫情過後很可能進行政策調整，習近平轉化新疆突厥裔民族政治認同的工程終極目標尚未達成，新疆的同化政策可能會根據外部製裁而進行細化修訂。國際制裁的效用在於不斷地警告中國，無法擺脫在新疆侵犯人權的事實。
【《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新書發表會】
1. 2/3 國際書展 主題廣場
➤時間｜2月3日（五）13:00-14:00
➤主講｜熊倉 潤《新疆：中共支配七十年》作者
➤與談｜矢板明夫（《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2. 2/4 金石堂信義店
➤時間｜2月4日（六）14:30-16:30
➤主講｜熊倉 潤《新疆：中共支配七十年》作者
➤與談｜侍建宇（中亞研究專家、國防安全研究院 副研究員）
＊作者為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本文選自《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熊倉潤著／八旗文化）華語版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