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卡達世足賽於11月下旬登場，這是首次於北半球冬季舉辦的世足賽，這項打破慣例的變革是為了卡達的氣候所量身打造。而卡達世足賽所帶來的「破壞」仍不僅於此，更包括場外的政治賄賂與利益交換、移工的勞權爭議與女性及性少數（LGBT）族群的人權侵犯。
資本主義的驅力 : 創造性破壞
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最早於1942年由奧地利的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指的是資本主義在經濟生產、技術發展和產業組織領域同時促進創新和淘汰的趨勢。其核心的概念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其實就是一個創造與破壞交互作用的過程。換言之，沒有破壞舊有的習慣與規則，就沒有新的發展可能。
世足賽已經成為傳達創造性破壞的矛盾動態的關鍵舞台，在熊彼得的論述中，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革命動力的源泉，在這種動力中，財富和剩餘的生產與貧困和苦難的生產同時發生。
創造性破壞暗示資本主義是一個矛盾的整體，具有功能失調的特徵，例如，工人的異化、環境的破壞、激烈的競爭、反覆出現的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卡達世足賽中完美體現。國際足總（FIFA）為了組織內的私利交換而進行足球空間擴張，將這場資本主義下的狂歡帶入中東地區，乃至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是全球超過15億人口的穆斯林族群。但卡達世足賽的舉辦，反而突顯的是卡達的勞工與人權問題，這些爭議甚至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
卡達勞動條件的有限改善
至今，已經有數千名移工因卡達世足賽的相關建設工程而喪生，有更多移工受到低薪、欠薪、工時長、高溫等身心健康危害，其中最為人所詬病的是海灣國家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其能夠讓雇主控制移工的待遇、求職、轉職、出入境等勞動條件。
然而，在國際的壓力下，卡達也為勞權作出了改革舉措。先是在2016年，卡達立法禁止雇主扣押勞工護照，接著在2020年8月30日立法保障移工無需先取得雇主的無異議證書（NOC），即可在合約結束前更換工作。這部新法律加上今年稍早取消的移工出境許可要求，代表卡達實質上廢除了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意味著卡達的勞動力市場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同時，卡達的2020年第17號法律還規定了1,000卡達里亞爾（QAR）的最低工資（約275美元），新的最低工資將適用於所有國籍和所有部門的所有勞工，包括家政勞工。除了基本的最低工資外，雇主還必須確保勞工有基本的食宿，若雇主不能提供者，則至少要支付300卡達里亞爾（約85美元）和500卡達里亞爾（137美元）的津貼，此舉將有助於確保勞工的生活水平。
同時，卡達政府也改善了勞工安全與健康的措施，例如2021年立法減少了雇主可以在夏季要求勞工戶外工作的時間，從6月1日到9月15日禁止上午10點至下午3點30分之間的戶外工作，避免勞工在戶外過於炎熱的狀況下工作。另外，在2018年，卡達政府也允許國際勞工組織（ILO）設立杜哈辦事處監督勞動環境與改革以支持勞工權利。
卡達也首次在企業層級設立聯合工人管理委員會，允許民選移工代表，有機會讓移工組成工會，作為勞資對話的橋樑。迄今為止，已有70多家公司成立了聯合委員會，613名工人代表了40,000多名員工，還有數十家公司接受了培訓，以期最終舉行選舉。
然而，卡達政府近年來積極修改法律保障勞工權益，但實際的執行狀況不如想像中理想，仍有許多勞權案件產生。例如在國際勞工組織的觀察報告中說明，自這些改革實施以來的兩年裡，卡達勞工部已經批准了大約350,000份移民工人的換工作申請，但許多工人在離職和跳槽方面仍然面臨障礙，包括來自雇主的報復。
人命的犧牲能否帶來創造性破壞？
而對卡達世足賽來說，舉辦世足賽讓許多勞工因此失去性命，但卻為這群在卡達工作的勞工打開一扇窗，一扇「改革之窗」，讓未曾產生改變的卡達「人間奴隸」制度有了改變的機會，世足賽的舉辦壓力也的確讓卡達當局改善了極度剝削的勞動條件。
卡達世足賽的大興土木讓許多勞工犧牲性命，卻也成就了卡達勞動環境的制度性變革。雖然卡達的勞權狀況距離真正的國際標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相較於其他海灣國家的勞權狀況，卡達為世足賽所做的改變，儘管未能一蹴可幾，但已算是相對有誠意。
卡達世足賽為當地勞動權益的有限度「創造性破壞」，是否能夠維持，又或是為了世足賽曇花一現，還有賴國際社會對卡達，甚至海灣國家勞權狀況的持續關心，而不僅僅是世界盃放煙火般地做表面功夫或短暫表態而已。
＊作者為政大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