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被視為性別、人權較為進步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最新編製的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行政院將台灣資料代入計算後，2021年我國性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6名，位居亞洲之冠。然而，在看不見的陰影下，卻是充滿著我們未曾注意到的迫害。
近10年來，每4天就有一起移工性侵的通報案件，還有無數的性騷擾事件。從光鮮亮麗的數字看來，台灣稱為「亞洲人權燈塔」當之無愧，但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痛苦正在蔓延？許多移工面臨性侵害的威脅，往往選擇隱忍不發聲，或是遭到漠視而無法獲得協助。
數不盡的黑數，移工成為「弱勢中的弱勢」
我國性侵案、性騷擾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數不盡的黑數，往往案件之中，被害人已經是處於弱勢，但是同樣的情境套在移工身上，他們更是弱勢中的弱勢！
我國移工在2012年約45萬人，到了2020年已超越70萬人，成長超過1.5倍，但弔詭的是，我國性侵害案件的通報人數卻從131人（2012）直接砍半到了62人（2020），移工人口數激增，性侵害通報數卻不減反增，這真的合理嗎？
根據衛福部統計（2012年至2020年），我國性侵案件的通報數平均每年大約11000餘人，若以2020年的數據（10334人）加以推算，性侵害案件大約10萬人會發生43.8件，相比之下，移工每10萬人僅有8.85件，數量遠低於全國總體平均。
推測這是因為許多移工受害後，在弱勢下恐懼丟掉工作而不敢報警或通報1955，甚至是雇主、仲介不願處理，從而產生官方統計沒有納入的「黑數」，也讓這些問題遲遲無法浮上檯面。
更不用說性騷擾案件，跟性侵害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性侵害案件屬於強制通報，而性騷擾卻是須通過通報處理，我國在工作場域的性騷擾防治已不夠完善，更要如何保障移工？移工可能連求助管道都不清楚，更不要說還有雇主的壓力！
擔心失去工作，從而害怕隱忍
雖然政府做了很多宣導，包括移工可打1955求救專線，但限制移工通報最大的因素，空怕還是來自心理的壓力。對於移工來說，越洋過海尋求工作實屬不易，還要負擔仲介費，根本承受不起任何失去工作的風險。
以受到性侵害、性騷擾比例較高的家庭看護工為例，往往加害者就是雇主或雇主的親屬，有些雇主對親屬心生偏袒，忽視移工的求助，甚至被迫要求隱忍。移工也會擔心通報之後，遭到雇主挾怨報復，進而失去養家餬口的工作機會。雙重壓力交迫之下，只好選擇隱忍。
即便轉而投訴仲介，也常常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而讓案件被「搓掉」。仲介並不具備強制性的通報責任，這也造成部分無良仲介不願積極處理移工遭遇的案件，甚至威脅移工會丟掉工作，而叫他們隱忍不發聲，往往「黑數」就是這麼產生。
正視移工性別環境，人權燈塔才能當之無愧
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光在台灣使用就有許多問題存在，更不要說移工所面對的，是更不友善的性別工作環境，目前的政策、法律規劃都尚且不足，造成了移工成為了「看不見的弱勢」，讓他們連喊出「me,too」的權利都沒有，在此呼籲政府正視移工的人權問題，從改善性別工作環境開始。
首先，就通報機制來看，不只要加強宣導，也應加強1955專線的人員素質，提升專線人員的性別敏感度，同時建構越、菲、泰、印尼、英語等移工常用的語言服務，讓移工同報無礙，並且更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要整合警政單位與衛福部的系統，讓通報與成案數字能夠清楚透明。
再者，將仲介人員納入通報責任當中，對於移工通報支案件，必須限時內向主管機關提出，否則將對其開罰，確立仲介人員之責任，避免消極處理的狀況。
最後，改善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缺失，讓雇主與加害人須負起連帶責任，不只強化雇主應對工昨環境所提供的保障，同時也要有效嚇阻行為人。
移工的性騷擾、性侵害問題，長久以來被大眾所忽視，但隨著移工數連年增加，加以推估當中的報案數持續在擴大，同時也讓該問題更不可被忽視。我國長年以來打造性別以及多元族群平權的形象，更應該積極找出陰影下不堪的一面，加緊努力，讓痛苦與悲傷不再蔓延。 （相關報導： 嚴震生觀點：非洲政府領導是份危險的工作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行政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