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主義的力量比自由主義更強，這點現在應該已經非常清楚了。國族主義無所不在，自由主義卻非如此。自由主義必須在國族主義國家內才能運作。不過也不能因此誤以為自由主義不甚重要。即便在直接衝突中，自由主義幾乎永遠都會輸給國族主義，但它仍然是非常有力的意識形態。
兩種思想也不見得一定牴觸。在一個大致由單一民族組成、文化稠密的社會，兩者很少會發生衝突。包括美國在內，這種國家的國族主義多半不會妨礙到公民社會的活力，能夠留下許多空間讓個人權利發展，不受國家的干預。而在由一個核心民族和許多少數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裡，只要各民族能尊重彼此的權利、容忍各自的差異，這種邏輯應該也能通用。現在的加拿大和印度就屬於這類，兩者的民族文化都很稀薄。
但是當多民族國家裡的不同群體有著深刻的敵意時，自由主義和國族主義就會發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幾乎不可能擋得住民族仇恨。一旦各個族群的關係充滿憤恨，就很難推動容忍與平權了。在這時候，力量最強的族群通常會對較弱的群體施以非自由的歧視手段。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行為就是個好例子，另外隨著印度教極端分子崛起，印度也有淪為反自由民主國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危險。
國族主義能在這種時候占上風的原因有二。首先，即便個人權利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但支持者實在太看得起權利的重要性了。多數人雖然在乎權利，但這對他們並不是什麼急如燃眉的議題。權利對於日常政治生活的影響，遠比自由主義者的認知還要有限；如果衝突是由國族主義的仇恨所激起，那它的影響就更小了。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國族主義比自由主義更契合人類的天性。自由主義誤以為人人都只在乎自身福祉、追求最大效用，但人類其實是社會關係十分緊密的動物。而國族主義確有合乎事實的信念為基礎，也就是相信人們始終對自己所屬的群體有著強烈的忠誠感，因此它也更能應付某些人類的重要需求。這也是為什麼國族主義在現代世界中無所不在，自由主義卻辦不到這點。
自由主義無法讓人們產生共同體意識，因為它無法提供團結社會的紐帶。人們不會因為自由主義而覺得自己屬於一個富有生機、值得自豪、不同於他人的大型群體，但這些感受對人類的心理健康和維持社會完整都很重要。會有這個問題，一部分是因為自由主義強調特殊性的一面－－太著重於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卻不太講究責任義務；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強調普世性的一面－－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不只是特定群體的成員。
實際上，自由主義不只無法提供團結社會的紐帶，還有可能侵蝕這種紐帶，最後傷害整個社會的地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毫無保留地推崇個人的個體性，以及強調效用的最大化，卻根本不重視培養共同體意識及照顧同胞的重要性。它只是假設「每個人的自私行為會增進公共利益」，就鼓勵人們追求自己的私利。雖然這種只想到自己的行為，跟當代自由主義重視人人機會平等的路線不合，但也不是每個自由主義者都支持後面這個目標。簡單來說，自由主義不只無助於社會團結，甚至還會破壞凝聚力。
相比之下，國族主義重視的就只有共同體和成員對集體的責任。它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是以打造歸屬感為目標，能用豐富的傳統和光明的未來滿足人們成為大型群體一分子的情感需求。另外，除非是在各民族彼此敵對的多民族國家，不然國族主義也很能夠團結社會。
自由主義也很難讓個人和國家產生連結。根據自由主義的說法，國家是人們建立社會契約後的產物，主要的任務是保護每個人不受彼此傷害，並讓每個人都能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美善人生。雖然國家會努力促進公民之間的機會平等，但某些自由主義者並不同意這麼做，而且從定義上來看，自由主義國家介入公民生活的能力本來就很有限。自由主義並不期待人們對國家產生深層的情感依附，這樣一來也很難想像會有人願意為國家獻出生命。另一方面，國族主義可以讓個人和國家之間產生強烈的紐帶。所以在必要之時，就很容易有許多人願意為國浴血奮戰。
最後，在現代國家裡，多數人民都很在乎領土。人們的身分認同，和心目中的神聖土地是綁在一起的。這種看法不但是國族主義的核心，也是它吸引人的主因。但自由主義毫不在乎身分認同和土地之間的連結。尤代．瑪塔（Uday Mehta）認為：「在英美自由主義傳統下，多數的政治理論家不僅忽略了政治身分認同和領土之間的連結，還力圖把前者概念化，有意無意地否認了後者，以及兩者連結的重要性。」自由主義雖然看重土地作為私有財產的重要性，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上這些的重點在於，自由主義或許對日常生活很重要，但通常都只能成為國族主義之下的次要力量。
誇大個人權利
自由主義的權利是以兩個主張為基礎。第一個主張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權利有哪些，並認為這些權利不可剝奪，且具有普世性；因此這些權利無法被給予或是被奪取，世界上每個人都同樣擁有這些權利。第二個主張是所有人都一致認為個人權利非常重要，應當在政治領域上得到特別的重視。但這兩個立場都有很大的質疑餘地。權利並非毫無意義，主張它們應該普世皆準、不可剝奪當然沒有問題；就算這點顯然不是放諸四海皆準，權利在某些國家裡仍屬於悠久傳統的一部分，有著很大的重要性。以一六八九年《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為例，這部法案主要來自光榮革命的政治成果，其正當性就是靠著訴諸「古老的權利與自由」。
但是獨尊「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個概念，就產生了一些理論和舉證上的問題。如果仔細檢查其中的邏輯，就會發現有三種理由可以用來質疑，是否真有哪一種權利體系能夠獲得普遍的認可；要是再仔細一點檢視歷史紀錄，就會發現這些質疑都有很多證據支持。
錯謬的普世論
首先，自由主義假設美善人生的內容不可能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共識。某些社會或許能就基本原則達成實質性的共識，但除了每個人都有基本生存權以外，這些共識不可能有普世性。但同一時間，自由主義者又堅持世上有一套客觀上正確的個人權利，而且我們有辦法找出這些權利是什麼、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還知道沒有人可以剝奪它們。
但既然個人權利就是在談社會的基本原則，這怎麼可能呢？人們對同胞的看法和作為，都深受社會基本原則所規範。因此我們有限的批判思考能力，很難去相信在權利是否不可剝奪、權利有哪些、什麼權利比較優先等問題上，會有任何算得上普世性共識的答案。就連人們是否該擁有平等的機會，乃至於擁有積極權利，都讓權宜與進步兩派自由主義產生徹底的分歧了，資訊充足、立意良善的公民，當然也會對墮胎權或平權運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從這些跟美善人生有關的問題可以看出，我們實在不該指望能靠理性找出集體認同的真理。
接著，把權利當作政治制度的核心，就等於是說自由主義才是最理想的政治秩序。但如果沒有自由主義或準自由主義（quasi-liberal）國家存在，很難想像政治有辦法以權利為優先。政治自由主義有時會認為自由主義是唯一正當的政治秩序，因而對於反自由的群體或國家格外缺乏容忍。哈茨在《美國的自由傳統》中說過，這種信念在美國一直很流行。羅爾斯也在《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裡表明，理想的世界應該只有自由民主國家。洛克則強調，自由主義社會無法容忍不遵守自由規則的群體。
所以當自由主義者討論不可剝奪的權利時，其實就是在定義美善人生－－至少他們沒辦法在兩者之間劃出明顯的區別。但如果自由主義認為社會的基本原則沒有普世性共識，是一條有眼睛都看得出來的公理的話，就得接受個人權利也不會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共識。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理論與美國外交政策，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補充了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其思想受決策圈與學術界極高的重視，奠定其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大幻象：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