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可以說從是從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開始的。1943年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一年。1月，中華民國與美、英兩國簽訂平等新約，其他同盟國相繼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與國府重新商訂新約，中國百年來次殖民地的桎梏終告解除。
2月到4月，蔣夫人宋美齡美國之行頗為成功，喚起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同情，也激勵了美國參與亞洲戰爭的正義感。
10月，國民政府與美、英、蘇共同發表《莫斯科宣言》，承諾同盟國將對軸心國作戰到底，並決定建立一普遍性國際組織。這個宣言也明示了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
11月底，蔣介石夫婦應邀赴埃及，與羅斯福、邱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這是中國首次以世界大國身分，登上國際外交舞台。12月1日，中、美、英三國政府在重慶、華府與倫敦三地同時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示日本從中國所竊占之領土，包括台灣、澎湖與中國東北，都將歸還中華民國。國府及中外近代史學界視為國民政府外交史上的輝煌成就。蔣介石對開羅會議也很滿意，認為「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
然而，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李浩天（Matthew T. Combs）等學者從軍事、外交、內政、社會多方面觀察1943年的中國，指出：在許多方面，「國民政府崩潰的種子就是在1943年種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在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是二戰時期唯一一次中國領導人參與的盟國領袖高峰會議，然而，在耀眼的表象之下，若干問題長期被忽略，例如：為何一手促成此次峰會的宋子文竟然缺席？羅斯福為了與蔣介石晤面，特別舉辦開羅會議，卻為何會後對蔣產生負面印象？蔣介石對這個峰會頗為滿意，但卻為何最後演變成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盟國關係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本研究爬梳蔣介石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檔案，重探蔣介石與開羅會議。
宋子文積極促成
1943年1月，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北非卡薩布蘭卡進行峰會，與自由法國（Free French）代表共同討論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策略，會後並發表宣言，首度表明軸心國需無條件投降。然而，身為同盟國之一的中國卻沒有受邀與會，頗令國府高層不悅。隨後數月裡，宋子文及宋美齡在華府奔走遊說，向美國友人表達把中國排除在同盟國重要集會的不智，以及對於中國民心士氣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6月初，羅斯福告訴宋子文，希望和蔣介石會晤，會晤的形式擬採雙邊會談或中、美、英、蘇四強的高峰會談；地點可在華盛頓或重慶；羅斯福也透過宋美齡轉達此一訊息。
羅斯福希望能夠親自與蔣介石晤面，事出有因。珍珠港事變後，中、美之間經過兩年的合作，已出現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國民政府對於美國處理盟國事務上的不公平態度，譬如租借物資的分配、重歐輕亞策略的堅持、與盟國內部對於戰略擬定的諮詢等，皆有頗多抱怨。 （相關報導： 重磅專訪》蔣介石抗日謀略深具遠見 郭岱君：戰後潰敗起於「1個小誤判」 ｜ 更多文章 ）
同年（1943年）夏天，美、英與國府對於反攻緬甸戰役應採取何種策略，各方意見不一，僵持不下。此外，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間的關係，因個性問題與彼此間對於租借物資如何使用等議題的看法迥異，而出現嚴重摩擦，這都給中、美合作關係蒙上了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