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但這句話的負面意涵是，我們習於以結果來解讀過去，因而錯失了種種的可能性，畢竟，如何解讀過去，總是攸關於我們如何看待未來的。
民進黨日前有一場歷史之辯，就呈現了當代與過去的兩種視角，在汲汲於權力的台灣政壇，這並不多見，也更顯得這場辯論有其意義。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接受陸媒專訪時表示，「台獨從來就不是民進黨建黨初衷」、「應該說，民進黨當時是完全不排斥統一的，沒有獨立訴求」等話，這一番話和現在的偏獨氣氛格格不入，又發表在中國媒體，可說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確，許信良雖已是民進黨2016的戰友，仍然在民進黨陣營引發反對聲浪。
民進黨前主席游錫堃反駁指出，當時許信良並不在台灣(許當時為海外黑名單)，游以當年親身參與創黨的經驗指出，民進黨組黨初期比較定位在民主、進步，對未來國家定位雖沒講，但大家很清楚，第一任黨主席是競選產生(江鵬堅與費希平)，最後江鵬堅出線，就隱約有民進黨的走向與未來定位的問題。
游說得委婉，沒有明說的應該是，民進黨創黨人士人盡皆知的是，資深立委費希平雖然在美麗島事件後，選擇投入黨外並積極參與籌組民進黨，但是，他畢竟有大中國的統派情結，相對的，當時的編聯會會長江鵬堅則有更深的獨派淵源，由江鵬堅勝出，就完整的預示了民進黨的台獨之路。
然而，這樣輕描淡寫的說法，其實並不能充分掌握民進黨誕生那一刻的緊張，因為，那一場黨主席投票過程可說是驚心動魄(從兩派的角度都是如此)，最後13比12票，江鵬堅以1票險勝費希平。
在《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中，作者胡慧玲引述當年編聯會核心要角邱義仁的話，邱義仁認為，江鵬堅當選黨主席是「天意」。邱義仁說:「我們不希望統派人士當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的主席，遂臨時起意，聯合邊緣人士，推出江鵬堅。」
弔詭的是，江鵬堅當選之所以是「天意」，並不代表創黨中執委多數反對有統派情結的費希平，而是費希平的支持者比較鬆懈。據操盤高手邱義仁指出，公政會的康系人馬認為勝券在握，很多中執委當選後就回中南部了。31名中執委，投出25 張票，少的6票就是提早離席回家的。
因此，在僥倖的「天意」之外，並非沒有遺憾，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一書中，康寧祥的回憶是，「費希平的省籍在那次選舉相當受到排擠，耳語在民進黨內作祟，有不少同志不希望台灣人歷經數十年打拚才得以成立的政黨，由一位外省人領導」。
最讓康寧祥驚訝的是，連他的好朋友張德銘也跑票，「就差這一票，費老飲恨落選，連帶也讓一路走來對台灣民主貢獻良多的外省菁英大感失望，與民進黨漸行漸遠，以致後來全面退出民進黨，直到今天，外省人士參與民進黨仍然屈指可數。」
也許，反對康寧祥的民進黨人士可以反駁，民進黨並未自此排斥外省籍，事實上，後來為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的鄭南榕就是外省人，然而，在這裡一個更深刻的意涵是，身為外省人，是不是要比本省人有更純正的台獨立場，才可能被民進黨接納?
對堅持追求台獨的民進黨人士而言，江鵬堅當選是「天意」的另一個意涵也許是，在仍有刑法一百條的年代，鼓吹台獨畢竟仍是禁忌，一個由真實信徒組成的黨顯然更能達成目標；然而，如果集百年來集體意志所形成的民進黨，能在一開始就學習與不同信仰、不同省籍的人和平共處，即使過程可能紛紛擾擾，台灣也許仍會邁向今日的主權獨立，但是有沒有可能，台灣今日的民主能夠不那麼對立?能夠不要時時陷在意識形態的僵局中。
這不只牽涉到民進黨能不能拿到外省人的票而已，民進黨即使贏得過半選票，如果台灣不能建立基本的共同感，那麼，台灣幾乎不可能推動重大改革，這裡所謂的重大改革，納稅就是其中一環，東尼賈德(Tony Judt)在《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一書中提到，信賴與合作是打造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組成元素，甚至要推動人人平等的社會，更需要互信，「在複雜或分裂的社會裡，少數人(或者甚至多數)常常被迫接受他們不願意的政策。這使得集體的政策制定總是充滿爭端，-----或者是寧願什麼也不做。」
對持結果論的人而言，談這些「WHAT IF」的歷史懸念有何意義?既不能改變任何事，也不能證明任何事；然而，知道我們曾經錯失的那條路，才不會掉入命定論的悲劇，就如，中國的經濟起飛，一定要犧牲民主才有可能嗎?曾經參與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朱嘉明，在《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書中提到，中國在1980年代的改革，曾有「藏富於民」和政治上「還權於民」的兩大遺產，後來，當改革走入歧途，「還權於民」不見蹤影時，並不表示從來沒有這個選項，不去注意這樣的「WHAT IF」，只會落入威權統治者的圈套。
同樣的，今日回到民進黨誕生的那一刻，要寄語的是當前風起雲湧的新政黨，只有正視過去流失的機會，才有可能知道我們有多少潛能，也才能走出所謂台灣命定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