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對中共二十大的人事、路線和政策傳得紛紛擾擾，但鑑於習近平的連任沒有懸念，本次黨代會不會有什麼太讓人驚奇的意外。對習來說，他操心的不會是他的政治路線，而是經濟問題。二十大後，如何搞活搞好經濟是中共優先處理的課題。
習近平將組建一個怎樣的經濟團隊非常值得外界注意。由於中國經濟進入了某種結構性衰退的通道，而經濟又是各方面的基礎，二十大後，如何搞活搞好經濟是中共優先處理的課題。
經濟團隊的首要人選是總理。中國總理的角色具有微妙性。按照中國憲法賦予總理的職權，他是政府首腦，負責國家全面的行政事務，舉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環保外交乃至軍事都要參與。但實際上，從毛時代以來，總理的角色和分量在不同時期有很大不同。中共建國初期，周擔任政務院總理，可別看他還是黨內僅次於毛和劉的第三號人物，實際的職權很少。因為當時還成立了國家計委，同政務院平級，把經濟的管理權限劃歸計委，周實際被剝奪了經濟發言權，經濟之外的其他領域有副總理分管，周直接能夠管到的只有外交，這塊是他的專長。直到高崗事件發生，計委變成政務院的一個部門，周才有經濟的話語權。但在文革之前，周始終沒有完全掌握經濟方面的決策權，這個權力給了劉。
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
改革後，中國的行政體系相對制度化和規範化，總理一般擁有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權限，但外交和軍事這兩塊則專屬於黨的總書記，後者也兼任軍委主席——當然，鄧時期是個例外。總理經濟權限的大小也與個人能力有關。比如朱鎔基任總理期間，比較強勢，經濟決策權就大，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基本上不插手經濟事務。然而，習時期總理的角色和權限被他壓縮了，通過兩個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把傳統上被認為屬於總理的經濟大權虢奪過來，國務院成了一個辦事和執行機構。李雖然在黨內排名第二，實際的權力也就被弱化。
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困難，會使習在二十大後不得不重視經濟，不敢馬虎。事實上，4月後中國政府已經把經濟作為第一位的工作任務，出台了一攬子的穩經濟大盤的舉措。但疫情和清零政策以及中國經濟自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讓這些刺激措施沒有發揮應有的政策效應。中國經濟目前還在艱難爬坡，年初定的5%經濟增速是不要指望了。由於外部環境的惡劣，這種狀況的完全改善在未來一、兩年內是不可能的，也就意味著中共在二十大後的工作重心要再次轉向經濟，否則，嚴重的失業和財政危機即使不會進一步誘發金融和全面的經濟危機，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習的權威也會產生不利影響，習總不能在三連任的開局，因為經濟數據太難看而讓自己很沒面子，被百姓罵。
故要救經濟，第一步是建立一個得力的經濟團隊，尤其總理要選對。正是出於這點考慮，我從7月以來就看好汪洋，認為習將會選他做下一任助手，而非另一個熱門人選胡春華。雖然汪胡二人的升遷路徑基本一致，都擔任過幾個地方的一把手——其中都主政過廣東，到國務院後做過副總理，但是汪洋有過一段在地方和中央的發改系統工作的經歷。早期的計委後來的發改委是中國的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有著最精華的經濟管理人才，這使他熟悉中國經濟。
汪本人早年思想開放，屬於中國廣義上的改革派，在改革系統裡有人脈。再後來成為常委分管政協。政協是中國的另一人才庫，裡面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這都是他成為總理後可資利用的資源。胡欠缺這兩方面的資歷。重要的還有，習在二十大後想把經濟搞上去，僅僅在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手段上做一些改變恐怕不夠，必須釋放經濟的活力，為此就需重拾改革，即使習不想做本質性的經濟改革，也須在制約經濟活力的外沿性改革上做一些事情。汪無疑是比胡更合適的總理人選。
選好總理後需要放權
選定好總理後，接下來需要放權，若緊緊地把人事特別是經濟決策大權攥在手上，總理即使天縱英明，最多也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補的事情，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開展工作，就好像現在的李克強一樣。李也是有想法的，希望在經濟上推進力度較大的改革，但無奈被習壓制，不掌握經濟大權，別人不聽他，他的經濟改革想法就實施不了，而只能按習的思路，在習畫好的圖紙上把色填滿。汪洋如成為總理，他肯定不想做李克強第二，這應該也是李的意思：李不去阻礙習連任，但習也得同意放權給下任總理。
放權包括兩方面，一是人事，二是經濟決策權。至少國務院經濟管理部門的各部門領導由總理提名，習不能進行太多干預。副總理這一層級估計習不會讓總理主導。從實際的經濟管理過程看，部門對經濟活動所起的作用要比副總理更明顯，總理如能把自己矚意的人選放在國務院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像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等重要部門，應該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圖。
比人事更關鍵的是經濟決策權。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出在方向特別是路徑出了偏差，而這和決策有關。過去多數時期，總書記基本放手讓總理管經濟，不干預總理的經濟決定，但習因為要集權，把經濟權力抓在手上，李克強雖然同時也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深改組的副主任，可最後拍板的是習。習如要汪洋做總理，至少應將經濟決策大權部分讓渡給他，否則，在兩人不一致時，汪仍然要聽習的指令，受習挈肘，這樣做事的空間就大大地被壓縮。
汪洋要擁有經濟決策權，習現在控制的中財委和深改委這兩個機構的一個至少交由汪負責。鑑於中財委主任一職慣例由總書記兼任，中央深改委就理應有汪洋兼任主任。考慮中央深改委的職能和它承擔的責任，這個角色適合總理。如果汪洋領導深改委，擁有經濟決策權，比他做總理向外界釋放的信號更強烈，意味著中共要在二十大後真的一心一意搞建設，並且要啟動停滯已久的改革。這能挽回很大部分民心，尤其是企業家的信心。
習在汪洋做總理後，會不會把經濟決策權也給他，取決於對自己的權力和統治是否真有自信。如果習認為把經濟決策大權讓渡給汪後還能駕馭汪，有可能把深改委主任一職給汪；如果認為汪有經濟決策大權後會形成對自己的某種挑戰，威脅他的權力，就會繼續控制這兩個機構。但這會是習治下的中國經濟走出衰退乃至一定程度上中國社會走出泥潭的最後機會之窗，就看他如何權衡。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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