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民黨國代、政大校友洪秀菊在學生團體野火針對「蔣公銅像」舉辦活動之際，訴求自己效忠蔣介石的政治意見，遭致學生錄像上網，接受主要是對她採取批評訕笑的公評。即使如此，她則仍不改其志，堅持繼續在場，並經過協商取得一席之地，保留了在場現身的空間。洪秀菊對蔣公銅像的忠誠執著，與野火發動的合法羞辱，看似針鋒相對。她實在不如自己把銅像搬走，更能維護她心目中蔣介石的崇高形象。野火說不定還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事件發生在政大決議移除銅像之後，野火特意前來送他一程，主要是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敬之意；而洪國代獻身捍衛，是訴諸於上一代人的忠貞。雙方立場或不同，但可以說是不同情感的共同消費──野火沒有經歷過蔣介石時代，所以體現的是一種智識的情感；洪國代親身經歷過，對領袖的情感已經具有直覺性，不需要另外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動員自己。一旦銅像移除以後，他們共同聚焦的對象就不存在了。不過，對野火而言，可以找尋另一個象徵壓迫的對象，這就是為什麼通過智識形成的情感，有其優越之處，因其可放可受，可是洪國代卻只能失落了。
但是，透過智識建構而培養的情感，需要不斷地進行複製，才有可能持續，否則不可避免隨著時間會淡化。所以，等銅像搬遷以後，如果沒有其他的目標作為取代，野火不會一直旺下去。也因此，建立新的目標勢所難免，這對於政大校方不會是好消息。可見，反而留著銅像給野火不斷做文章，更可能讓其他潛在目標，拖延自己遭到波及的時間或承受的力度。
無論如何，洪國代與野火之間的齟齬，掩飾不住他們以銅像為對象的心理依賴是共享的，於是就奇妙地影射了某種合作的空間。野火要燒的，當然不是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頗為冷冰冰的銅像，而是政大的黨國歷史意識，尤其是蔣介石時代成長的老一輩教授職員保留的某種政治懷舊。洪國代對政大也充滿憤慨，因為政大要移除銅像，還居然縱容野火在搬遷前夕，以自由之名進行羞辱性的展示。對她來說，政大不能保護銅像，她孤軍奮戰有什麼用呢？
野火一直希望驅離銅像，以便斬斷那個讓他們足以自恨的歷史，洪國代為了保護銅像，也應該積極支持搬遷，最好由她親自負責來保護。她可能體力上搬不動，大可以請年輕力壯的野火，幫助她一起把銅像搬到她想要搬去的地方。洪國代與銅像一起離開看政大校園，大大切斷政大與黨國歷史的牽連，這不就讓野火更可以重新做人？洪國代帶著她的領袖離開，使領袖免於時代的羞辱，不也是一劑政治上的強心針，賦予她的生命以更強大的意義？他們合作搬遷銅像，在不可能的政治裡，是不是開闢某了種無限的可能？
野火還有政大上上下下的舊體制、舊官僚、舊象徵可以對付，洪國代卻只有一個蔣公要保護。野火幫忙洪國代搬走銅像，開創自己寬廣的鬥爭範疇，智識活動更具有挑戰性也更頻繁，鬥爭力變得更強，自恨更能獲得投射出去的機會，進而邁向一個絕對沒有歷史的政治大學遠景。至於受到他們協助的洪國代，也將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政大歷史，免於野火燒凌的陰影。這樣的戰術性合作，皆大歡喜。
但是，銅像可以任由他們兩造自己說搬就搬嗎？政大是個官僚機構，從門口的收發，到負責國際化的處室，向來事不關己，碰到挑戰就推卸責任，眼睛永遠閉一隻。現在，假如爭吵雙方協議了，以政大的行事作風與紀錄，一定息事寧人。洪國代畢竟是政大校友，由她代表政大執行搬遷也不是沒有正當性，而野火這次口口聲聲說校方核准，理直氣壯，卻幾乎喪失野性，自己澆滅自己，正好也借機表現推動轉型正義，豈能受校方程序限制？
然後，這就給全台灣的銅像問題提供了解決模式，省得還要促轉會一一介入。凡有銅像遭到抗議的情事，都可以留給願意效忠的老人一個機會，他們誰要，就幫忙搬到誰那裡。國民黨絕對不敢要，因為國民黨怕自己變成促轉會的靶子。醬子一來，所有反蔣反中的青年世代，就不是在刨老人的根，而是合作讓舊歷史留給舊世代，並讓新世代自己去發明他們要的新歷史，把鬥爭的矛頭，對向真正的敵人。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