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理觀點:該是召開「中國圓桌會議」的時候了

2022-10-08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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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當然不會是完美的,也未必總能及時改善而不遭逢困難,但我相信最終卻還是能以民意為依歸而做出必要的改善;反之,要求極權體制改善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兩種體制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正是為什麼中共必須下台的原因。圖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民主制度當然不會是完美的,也未必總能及時改善而不遭逢困難,但我相信最終卻還是能以民意為依歸而做出必要的改善;反之,要求極權體制改善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兩種體制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正是為什麼中共必須下台的原因。圖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中共將從本月16日起舉行二十大,引起各方矚目,而一般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習近平是否能連任第三次總書記?中共內部權力又將如何重新分配?這些當然不能說是不重要,但我個人以為,另有一些事恐怕更重要,更有必要討論,那就是:中共是否可能垮台?何時可能垮台?垮台後中國是否將發生動亂?有沒有可能阻止動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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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我曾在《風傳媒》寫過一篇:〈呂正理觀點:中共下台後,中國往哪裡去?〉,其中論及中共有可能倒台,並建議盡早召開一個中國版的「圓桌會議」,以便為中共結束一黨專政,有秩序地退場而鋪路。經過一年多,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見,中共倒台的可能性已經大增。因而我認為有必要在中共召開二十大前夕再就此一議題深入討論,並呼籲相關的政府或民間採取未雨綢繆的必要行動。

大到不可能倒?

在過去二十幾年間,其實有不少人預測「中國即將崩潰」,也有人接受中 將「潰而不崩」的說法,意思是中國社會(包括道德、倫理、生態)將持續潰爛,但中共政權在10-20年內還不會崩解。不過有更多的人認為中共政權極為穩固,已經「大到不可能倒」。中共自己也如此宣傳,自我安慰,而把「中國即將崩潰」的說法當作一個笑話。

但一個政權如果夠大夠強,是不是真的就不會倒?當然不是。實際上,不但可能倒,也可能倒得很快。我就舉中國歷史上三個最有名的例子來說明。秦始皇滅六國而統一天下,何等強大,但在他死後不過 4年(西元前210-206年),秦朝就在天下大亂之中滅亡了。西晉武帝司馬炎也一統天下,何等強盛,但在他死後不過14年(西元 290-304年)西晉就因五胡亂華而實質滅亡了。最後一個例子,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分裂的時代,武功蓋世,但在他的兒子楊廣繼任後不過14年(西元604-618年),同樣也在大動亂中滅亡。這三段歷史明白地告訴我們,那些預料中國即將崩潰的人並沒有錯,只是他們提出的時間點可能還是過早了一點。

我為什麼說這些人說的時間點過早?那是因為,造成一個政權垮台的內部因素很多,包括暴政、貪腐、內部分裂等等。但一般來說,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仍能過得去,政權就還能撐得住。

中共的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共政權可說是暴政及貪腐兼而有之,而其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體制造成立法及司法不能獨立於黨政,沒有任何制衡機制,因而集體犯罪、不公不義之事可說是罄竹難書。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在權貴資本主義之下,系統性的集體貪腐造成的貪污金額數目之大及其惡質性,在全世界罕有其匹。至於其他種種暗黑面相,我就不再贅言。

雖然如此,如果從另一方面看,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由於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所得年年大幅提高,人民生活若非富裕也比先前好很多。因而,中共怎麼可能垮台?怎能說中國即將崩潰?

2019十一國慶的天安門大閱兵、鄧小平。(美聯社)
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由於經濟迅速發展。(資料照,美聯社)

然而在過去數年裡習近平及中共的所作所為,已經明顯地使得上述中共政權還不至於倒台的原因消失殆盡。人們如果和中共一樣還把「中國即將崩潰」當作只是一個笑話,那就非常危險了。

習近平的問題

那麼習近平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在2012年習近平開始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前,中共政權與全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談不上是合作無間,至少表面上是互相尊重的。鄧小平倡議改革開放更獲得日本政府鉅額貸款大力支持,以及港商、台商踴躍投資,奠定此後經濟飛躍成長的基礎。1989年六四事件雖然造成衝擊,日本政府、港商、台商的支持力道卻並未因此而減緩,因而才有歐、美、日的大企業在2000年後紛紛跟進,中國企業隨之水漲船高,開始排名進入世界500大,中國遂宣稱崛起。

但如今中國究竟是什麼處境?很遺憾的,在政治方面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正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根據可靠的民調全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表示反感的人民比例平均竟已達到八成以上;一個由美國、日本及歐洲若干國家組織的「抗中聯盟」正在形成,並宣稱將協助保衛台灣抵抗中共的霸凌及侵略。在經濟方面,香港無疑已經瀕臨死亡:台商、日商及其他外商正在加速撤出中國大陸。中國本土的企業家眼見自己的財富正在急遽地蒸發,新的投資機會又在急遽地凋萎,大多已經無所適從。

孰能致之?何以致之?歸根結底,除了習近平諸多匪夷所思的決策,其實還是在於前述中共的本質及其「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體制。習從第一任期開始已有偏離鄧小平路線而倒回毛時代的跡象,在2017年連任總書記後更加明顯。舉其大者,如為自己造神;如在新疆設「再教育營」,又公然否定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如鎮壓「反送中運動」及制訂「港版國安法」;又如「戰狼外交」,等等,無不使人對其心態及誠信產生高度懷疑。對內而言,如強迫阿里巴巴、騰訊、聯想等頂尖企業首席執行官下台或退休;指派數千名黨官進駐私營企業;突然整肅房地產業、補教業、電玩業;強行要求大企業掏出大錢支持「共同富裕」及「第三次分配」,又如在新冠疫情中堅持動態清零,動輒封城,等等;也都是造成外資逃竄、本國企業縮手及人民極端不滿的重要原因。

回顧往昔,毛澤東統治的27年間不僅自行與世隔絕,無疑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貧窮的時期之一。若無尼克森為聯中制蘇而邀中國進入聯合國,又有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至今恐怕還在沈淪。人們因而不得不要問:究竟習近平仿效毛主席意欲何為?中國人民的命運又將如何?

2022年5月,北京街頭的毛澤東掛像。(美聯社)
毛澤東統治的27年間不僅自行與世隔絕,無疑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貧窮的時期之一。(美聯社)

「圓桌會議」為什麼重要?─以東歐八國為例

不論習近平如何想,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經濟動能正在迅速消失中,未來將更加速萎縮。而經濟一旦失能,人民生活可能陷入極端困難,因而導致社會崩潰,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正在與日俱增。

但中國崩潰是人們所希望看見的嗎?絕對不是!因為中國如果崩潰而發生動亂,不但所有中國人民將會受難,也將衝擊周邊所有國家,乃至於全世界。那麼要如何才能及時阻止中國發生動亂?唯一的路是讓中共早日下台,最好是自動下台。有人或許以為只要習近平下台,換上中共內部的開明派就行 了。但我敢斷言,只要毛澤東的畫像一日繼續掛在天安門上,換不換人差別其 實不大。再說,中國一旦崩潰,若無國際社會援助,要恢復恐怕是遙遙無期; 而只要共產黨仍然執政,我很確定不會有什麼國家會想對中國伸出援手。 

那麼有沒有執政的共產黨自動下台的前例呢?相信讀者們立刻會聯想到1989年的東歐劇變。當時八國大多受到內外巨大的壓力而不得不同意自動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而結果大多是順利成功,只有少數不幸失敗。但我又必須指出,那些改革成功的國家之所以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都召開了「圓桌會議」。

我就以波蘭為例具體說明。波蘭是第一個在劇變中完成民主化,也是第一個召開圓桌會議的國家。當時在華勒沙(Lech Walesa)的領導之下,波蘭團結工聯派出20名各界代表,與已經表示同意放棄一黨專政的波共所派出的20名代表一同舉行圓桌會議,前後討論了兩個月。雙方達成規劃國家未來共識的草案之後,又獲得人民公投認可。波蘭民主化的轉型因而非常順利,沒有發生流血或動亂。繼波蘭之後,匈牙利民主人士與共產黨的代表也同樣召開圓桌會議,以六個月的時間進行秘密會議,最後同樣經由人民公投獲得同意。捷克、 東德、保加利亞繼踵其後,也都圓滿地完成民主化。這五國由此奠定各自後續 經濟穩定成長的基礎。 

然而,另外也有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等三國,或拒絕改革,或是變化發生太快,或其他原因,以至於無法召開圓桌會議,而其結果是流血衝突及動亂,其中南斯拉夫最糟,竟爆發延續數年慘烈的內戰。

該是召開「中國圓桌會議」的時候了

綜合以上,在一個國家從極權體制轉型到民主化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圓桌會議召開,結局確實是大大不同。古人有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真是至理名言!因而,為了中國的未來當然也有必要召開一次「中國圓桌會議」,並請中共派代表與中國海內外人士公推的代表一起開會,不過前提是中共在開會前必須宣佈放棄一黨專政。但中共並不需解散,而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改組,或是更改黨名,以保留日後參政的權力。當年東歐各國轉型時,交換條件正是如此。例如:波蘭共產黨在改組後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匈牙利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雖然兩黨在初次參加大選都敗選,在後來卻都有機會經由政黨輪替獲得執政的機會,只不過那是由人民投票同意,而不是由憲法保障。

我相信,中共官員之中必定也有很多開明派,如同當年東歐國家裡的開明派一樣,知道繼續以洗腦、高壓及其他種種「維穩」的手段來管控,對國家及人民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因而,如果圓桌會議能召開,最理想的情形是中共願意依前述的前提條件派代表參加。不過我也知道這種可能性不高。習近平如果第三次連任,那可能性就更低。但中共如果拒絕派代表參加,我認為就更有必要召開一個沒有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

為什麼呢?容我也簡單說明。

在自由世界裡,其實已有很多人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致力於揭露中共的惡行,也有很多人在提出種種反共的言論。這雖然可喜,也必須使其繼續,我認為卻還是不夠,因為這些聲音大多各自為政,也無多少共識,無法匯成一股洪流,不足以破除中共有組織、有系統地散佈的謊言及其對外的滲透、顛覆。若能召開圓桌會議,就有機會把反對中共的聲音及力量匯聚成一股巨流。圓桌會議因而必須邀集在各領域具有代表性的海外華人菁英分子,以數月到半年的時間共同討論中國目前的困境,以及未來可能走的道路,並且能在會後提出一份 清晰而具有公信力的報告或說帖,而將內容盡一切力量廣為傳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聯社)
若能召開圓桌會議,就有機會把反對中共的聲音及力量匯聚成一股巨流。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此一凝聚的聲音如果能傳播到所有的中國人民,至少能達到兩重作用。首先,不可諱言,有一部份中國人民一直以來受到中共系統性的洗腦,包括大內宣及大外宣,而產生偏狹的民族主義思想,至今仍不明白「中共不等於中國」。圓桌會議如能做出有力的說帖,或能破除「愛中國就必須愛中共」的迷思。其次,也有一部份中國人雖然厭惡中共,對於後中共的中國究竟有什麼前景卻是既惶惑又恐懼,因而他們在更具體了解中國未來究竟有什麼其他道路可走之前,恐怕很難放棄對中共的倚賴。但我相信,圓桌會議必能為這些人解惑,給 予信心。

《零八憲章》的啟示 

事實上,中國在2008年12月已經出現過一個《零八憲章》。這是由303名中國各界人士共同簽署的一份文件,其中強調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憲政等基本理念,又提出內容涵蓋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及環境保護等19點基本主張。據報導,至今已有超過1萬3千人簽名於其上。遺憾的是,發起這項運動的領導人劉曉波先生在零八憲章發佈之後就在北京家中被捕。他在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也不能前去領獎,並且一直被關到2017年病死為止。

劉曉波事件是一個悲劇,但也顯示了召開圓桌會議有其必要,並且不難找到在各種不同領域具有足夠代表性及公信力的人士願意參加。不過此一會議無疑只能在海外安全的地點召開,其參加成員必須受到嚴密的保護。另有一個重點:中國的未來必須是由中國人自己決定。所有的外國人,包括美國人、歐洲人、澳洲人、日本人,乃至台灣人都不應直接參加圓桌會議。外國人卻可以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及協助,以使圓桌會議成功地召開。 

圓桌會議究竟討論什麼? 

那麼圓桌會議究竟要討論什麼呢?說實話,我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列一個詳表,但我或許能做部分的建議如下。

無論是東歐劇變的過程或零八憲章的主要訴求都是「民主化」,因而我想像中國圓桌會議討論的主題必然也是民主化。但民主政治其實有種種不同的制度,而東歐各國在1989、1990年做決定時,各自也做出不同的選擇。例如:有選擇總統制,有選擇半總統制,也有選擇總理制;總之,各自選擇自認最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中國圓桌會議的代表將來在深度討論後,當然也是要選擇最適合於中國國情的制度。

經濟制度也是圓桌會議必須討論的重大議題。中國的貧富不均情況無疑是全世界最惡劣的國家之一,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的問題也一樣嚴重。幸好在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收入及財富分配相對比較平均,特別是北歐國家的均富令人欣羨。但我相信在這問題上參加中國圓桌會議的代表們必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又,圓桌會議最好也能把所有可以預見的問題都拿出來討論,不因敏感而刻意避開。例如,為因應中國特殊的國情,是否有必要討論邦聯制或聯邦制?必須指出,美國在250年前建國時,決定採行的就是聯邦制。

另外,關於西藏及新疆的問題,我也希望藉此表達我個人的看法。我曾研究蘇聯解體的歷史,得到一個結論:蘇聯解體的關鍵原因並不是如中共一直以來宣傳的那樣是由於戈巴契夫同時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所致,而是由於戈巴契夫所犯的一些其他錯誤所致。戈巴契夫無疑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偉人,不但立意良善,並且理想崇高,可惜也會犯錯,而最嚴重的錯誤之一就是自始至終對於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脫離蘇聯而獨立的要求不能妥善處理。讀者如果希望對此問題進一步瞭解,歡迎參閱拙著《共產世界大歷 史》或參照我在IC之音說書節目的內容,或參照任何相關的書籍、資料。但我相信,任何人如果能根據事實而進行客觀及全面的研究及分析,必會得到和我一樣的結論。

波羅的海三小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和西藏、新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十分相似。戈巴契夫的錯誤及其結果因而說明一件事:中國的圓桌會議必須將西藏及新疆問題納入討論,並且必須有西藏及新疆的代表參與其中。至於西藏、新疆究竟是應該獲得完全獨立?或是劃為自治區而附帶各方同意的條件?或其他可能的解決方案?我自認沒有資格發言,建議就等待未來參加圓桌會議的代表們去討論吧。

最後我要說的是,如同南斯拉夫的異議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他於1969年出版的名著《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裡所說的,人類社會永遠不可能完美,世界上也不會有完美的制度。在現實的社會裡,無論人們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新的問題總是會很快出現,因而就有必要不斷地依實際需要而進行改善。民主制度當然不會是完美的,也未必總能及時改善而不遭逢困難,但我相信最終卻還是能以民意為依歸而做出必要的改善;反之,要求極權體制改善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兩種體制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正是為什麼中共必須下台的原因。

*作者曾為跨國公司中國區負責人,後為企業顧問,現專事寫作,著有《共產世界大歷史》、《另眼看歷史》系列,並在IC之音電台廣播「呂正理說書」節目,並有網路Podcast隨選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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