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二戰期間是誰領導中國抵抗日本，隨著蔣中正日記進駐史丹佛胡佛研究所，在西方與海外華人學術界已越來越沒有爭議。大家爭論的，只有蔣中正領導的好不好，而沒有人會質疑是不是他領導。倒是中國大陸，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有走「回頭路」的跡象，逐漸從改革開放以來蔣中正與毛澤東「共同領導」退回到由毛澤東「單獨領導」的傳統論述。
甚至2015年大陸拍攝的主旋律電影《開羅宣言》，還出現了毛澤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三人的海報，仿佛代表中國出席此一三巨頭會議的領袖是毛澤東，真正出席會議的蔣中正反而被完全邊緣化了。顯見中共無論在大陸吹得有多麼天花亂墜，國際社會對於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的論述並不買帳，讓中共感到極為自卑。
其中最大的關鍵，是在於蔣中正於1941年12月31日獲得羅斯福總統推薦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in the China Theater.），統領一切中國、越南與泰國境內的軍事行動。此為蔣中正人生歷史最高峰的階段，也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無法竄改的歷史事實。畢竟當時的延安沒有獲得美英盟國的外交承認，毛澤東也沒有獲得任何盟國賦予的官方頭銜。
由於蔣中正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時，蘇聯尚未對日宣戰，美英盟國的承認對國共雙方而言就等同於整個二戰同盟國陣營的外交承認。而從美國還有英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戰區存在的最高價值就是牽制住日本陸軍主力，好讓美英能把重心放在擊敗納粹德國的戰爭上。顯見毛澤東牽制的日軍數量太微不足道，讓美英盟國不肯多看他一眼，這對中共建立統治正當性非常不利。
可回到二戰的時代背景，是否毛澤東真的完全沒有從蔣中正手中搶走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頭銜的企圖嗎？美國和英國對於毛澤東這樣的企圖，又給予過什麼樣的回應呢？是否真的有考慮過撤消蔣中正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頭銜，改派毛澤東來指揮中國、泰國還有越南的所有盟軍部隊？其實相關的討論，還真的不是全然沒有喔。
南斯拉夫的前例
美英做為資本主義國家，把試圖赤化世界的蘇聯視為最大的敵人看待，怎麼會考慮扶持中國共產黨起來統治中國？確實美國是不可能這麼幹，但是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英國卻真的幹過，而且就在二戰時的南斯拉夫。戰前的南斯拉夫王國不只不是共產主義國家，還與英國一樣是君主立憲國家，當然統治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王室可能比英國王室掌握了更多的實權。
德國在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後，南斯拉夫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一如其他遭納粹鐵蹄佔領的國家逃往倫敦成立流亡政府。然而南斯拉夫本土也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出現兩支彼此相互敵對的抵抗勢力，一支是由南斯拉夫皇家陸軍上校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組織的「切特尼克」（Chetniks），另外一支是共產黨人狄托（Josip Tio）領導的「游擊隊」（Partisan）。
在美英的規劃中，南斯拉夫所處的巴爾幹屬英國的勢力範圍，支持南斯拉夫抵抗運動的重責大任自然落到了英國手中。「切特尼克」致力於恢復南斯拉夫王國，效忠流亡倫敦的國王彼得二世，在意識形態上比較接近英國，自然獲得英國的優先承認。米哈伊洛維奇一如南斯拉夫的蔣中正，被彼得二世指派為南斯拉夫海陸空三軍部長以及陸軍參謀長，他的這兩個頭銜也都獲得英美承認。
但是狄托的共產黨不只以驅逐德軍為訴求，還要把南斯拉夫王室一起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建立無產階級人民專政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所以米哈伊洛維奇如同蔣中正一樣，在與德軍交戰的同時更加提防來自狄托的威脅，這樣的態度迫使英國特別行動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開始重新思考，是否要繼續以「切特尼克」為唯一的援助對象。
等到了1943年12月的德黑蘭會議後，特別行動處就以狄托抵抗德軍比較積極，且「切特尼克」公然勾結德軍進攻共產黨為由，撤銷了對米哈伊洛維奇的軍事援助與外交承認。英國政府甚至脅迫流亡的彼得二世任命狄托為南斯拉夫王國總理與南斯拉夫三軍總司令，取代了米哈伊洛維奇成為同盟國唯一承認的南斯拉夫抵抗運動領袖，也讓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可以效法的對象。
主張承認中共的「戴謝集團」
相對於一開始就同時向南斯拉夫兩支抵抗運動派遣顧問的英國，美國政府直到1944年7月以前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只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唯一的外交承認和軍經援助對象。可是隨著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將軍關係的緊張，駐華美軍司令部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內部都出現了主張與中共打交道的聲音，其中最積極主張承認中共的，莫過於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與謝偉思（John S. Service）兩人。
戴維斯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謝偉思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們倆人都出生於中國四川，是有名的「中國通」（China Hands）。他們的另外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的名字都是約翰（John）。如果再把另外一位主張承認中共的美國駐華參贊範宣德（John C. Vincent）加進去，他們三人被國務院稱之為「約翰三傑」（Three Johns）。
不過因為范宣德在1943年就被調回美國本土擔任中國科科長，他主張承認中共的態度自然不如謝偉思和戴維斯來得積極，所以國民政府又給戴維斯還有謝偉思取了另外一個綽號，即「戴謝集團」。「戴謝集團」當中，又屬謝偉思最積極主張援助中共，從美國與中華民國還處於蜜月期的1942年就開始鼓吹美國應推動同時承認重慶和延安的「兩個中國」政策。
等到1944年5月，由於國軍在應付日軍「一號作戰」時表現不佳，且蔣中正在得到英國承諾出兵配合以前不願意出兵協助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讓美國政府懷疑起國民政府抗日的能力與意願。謝偉思在他1944年5月4日發給國務院的意見書中，指出中共從來沒有與日軍妥協的紀錄，但重慶國民政府卻與南京國民政府通聲氣，有意暗示美國政府是時候該拋棄蔣中正了。
當時距離英國拋棄米哈伊洛維奇還不到半年，而英國拋棄米哈伊洛維奇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切特尼克」勾結德軍扶持的塞爾維亞救國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打擊狄托，顯見謝偉思已經在為美國拋棄蔣中正找「前例」了，心機相當之深。羅斯福總統沒有拋棄蔣中正的打算，但現實的壓力卻迫使他不得繼續向過去一樣全然迴避與中共的合作。
駐延安美軍觀察組
1944年6月23日，代表羅斯福總統訪問中國的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向蔣中正提出派遣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需求，因為以成都為前進基地轟炸日本的第20航空軍需要華北地區的氣象情報。此外如果B-29在淪陷區上空遭到擊落或者迫降，美軍機組人員也可以尋求8路軍和新4軍的幫助。這兩大理由極具說服力，蔣中正雖然想反對，但最後還是被迫同意。
於是在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的帶領下，美軍觀察組於1944年7月22日起進駐延安，開啟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中共的軍事合作。謝偉思身為觀察組裡唯一的文職人員，對於蒐集氣象情報與營救飛行員的軍事合作細節不感興趣。相反的謝偉思對觀察中共的政治動員力更有興趣，並以這些觀察為基礎來強化他美國應拋棄蔣中正，承認毛澤東的主張。
謝偉思認為重慶國民政府只要一失去美國支援就會垮台，但中共卻懂得擁抱中國草根的農民群眾，即便失去蘇聯支持也能生存，是真正的土地改革者與民族主義者。1944年8月29日，謝偉思正式提出把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轉移給共產黨的建議，並強調如果未來美軍要在中國沿海登陸，就少不了中共的支持，所以即便蔣中正反對，都必須要向8路軍與新4軍提供裝備和信練。
戴維思則認為獲得淪陷區民眾高度認可的中共，如果能夠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必然能在對日反攻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而且若美國能趁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前就援助共軍抗日，勢必能降低蘇聯對中共的影響力。所以他在1944年10月2日主張美國可以將西歐戰場上擄獲的德軍武器裝備提供給共軍，確保中共配合美國在中國戰場上的軍事行動。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按照戴維斯與謝偉思的建議去做，以毛澤東取代蔣中正成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似乎為不可避免的結果。尤其考量到當時《開羅宣言》已經發表，如果美國真的改變對華政策，以延安為中國的抗日中心，那麼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在戰後也勢必會交給共軍接收，影響無疑是非常負面的。那麼又是哪些原因導致美國無法以毛澤東取代蔣中正的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地位呢？
無法解決的補給問題
毛澤東對於美國的外交承認，尤其是取代蔣委員長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一事確實有過相當的積極性。比如指揮B-29轟炸機空襲日本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司令李梅（Curtis E. Lemay）將軍曾造訪過延安，毛澤東就在與李梅將軍的會晤中主動提議於延安興建可容納B-29轟炸機的機場。因為B-29從成都起飛，只能轟炸到日本九州、滿洲國以及台灣的次要目標，無法對最核心的日本本州實施戰略轟炸。
如果從延安起飛，那麼要空襲本州是輕而易舉的，也能讓中共在盟軍對日反攻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角色。謝偉思對中共這方面的潛力更加樂觀，直接建議把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前進基地設在中共山東根據地，這樣B-29只要一起飛就能飛過渤海或者黃海，直接把炸彈丟到日本天皇的頭上了。不過對於毛澤東與謝偉思的建議，李梅將軍沒有採納。
李梅將軍要等到冷戰以後才成為著名的反共鬥士，他在二戰時對毛澤東的印象其實是相當不錯的，那麼為什麼他沒有接受中共的題意呢？因為美國光是經由駝峰航線為重慶輸血就已經夠困難了，如果把本來從阿薩姆邦到雲南省長達800公里的空中航線再延長300多公里到陝北延安，不只將使飛行員更加勞累，還將增加政治的複雜性。
包括駝峰飛行員如果要運補延安，能否在國民政府控制的機場休息加油，如果美國打算拋棄重慶，直接承認中共的話，還要擔心運補延安的運輸機是否可能遭到中華民國空軍攻擊。而B-29轟炸機對燃料與彈藥的龐大需求量，更是差點壓垮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駝峰航線，導致李梅將軍在1945年初將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基地遷移到剛被美軍拿下的馬里亞納群島。
狄托能獲得英國的軍事援助，最大的關鍵就是他在義大利投降後佔領了亞得里亞海上的維斯（Vis）島，並將「游擊隊」的司令部設在這座小島上。由義大利起飛的盟軍飛機，可以就近為狄托提供空中補給，就連轟炸羅馬尼亞油田的英美轟炸機，如果被擊傷的時候也能夠在維斯島上的跑道上緊急降落，這些都是狄托可以提供給盟軍，但是毛澤東卻給不起的。
無法跨越的意識形態鴻溝
英國是一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之所以能成為稱霸世界300年的「日不落帝國」，關鍵還是在於歷代英國的統治者知道國家利益大於意識形態。只要能夠確立大英帝國屹立不搖，英國不在乎與他打交道的國家信奉何種思想，對輸出民主更是毫無興趣。因為英國統治者們知道，只有英國的利益得到確保，英國的子民才能繼續生存在民主制度之下。
而美國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國家，對宗教與意識形態有遠超過英國的堅持，自然對於與共產黨的合作有很大的心理牴觸。所以在英國承認狄托後，美國雖然也跟進與狄托合作，卻沒有完全終止與米哈伊洛維奇的往來。事後也確實有500多名在南斯拉夫上空被擊落的美國陸軍第15航空軍飛行人員，獲得「切特尼克」的幫助，說明美國沒有斷絕與米哈伊洛維奇的合作是正確的。
對在中國的多數美國軍人和外交官而言，要他們把同樣信奉耶穌基督的蔣中正一腳踢開，去支持共產黨人毛澤東還是相當難以忍受的。再加上不久前代表蔣委員長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又是位自幼在美國長大，只有容貌上看起來像中國人的「精神美國人」，更是讓多數美國人民難以接受謝偉思與戴維斯等人以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政府的提議。
當然討厭蔣中正的美國人也大有人在，尤其在國務院裡更是如此，但即便是討厭蔣中正的美國外交官，都未必能接受以中國共產黨為美國在中國的優先合作對象。比如美國駐桂林領事凌華德（Arthur R. Ringwalt），就主張美國應優先與李濟深、薛岳以及張發奎等反蔣也反共的廣東地方實力派合作。就算是被人們普遍認為「親共」的史迪威將軍，心理念茲在茲的也還是陳誠將軍。
而狄托能夠與英美合作愉快的另外一個原因，還有一個關鍵是他本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敵對的「托派」（Trotskyist）人士，支持遭史達林殺害的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讓狄托成為了具備與英美合作對抗史達林潛力的民族主義者，而毛澤東雖然也有擺脫蘇聯控制的野心，但要他公然頂撞史達林，恐怕還真是沒有勇氣。
「戴謝集團」走向瓦解
不過隨著羅斯福總統派遣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來華調解國共糾紛，還有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取代史迪威成為駐華美軍司令後，「戴謝集團」在中國的影響力快速遞減。赫爾利與魏德邁透過親自造訪延安，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對話之後，評估出了中共沒有與美軍合作抗日的誠意，而只是想以參加對日反攻為名行戰後奪權之實。
就如同狄托在獲得南斯拉夫戰場空襲目標的決定權後，就時常以空襲德軍的名義誤導巴爾幹航空軍空襲「切特尼克」的目標一樣，如果美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並向迎接他們的8路軍和新4軍提供美式裝備，這些裝備一定會被共軍用來攻擊國軍或者暗中替重慶服務的和平建國軍，導致中國內戰提早爆發。
於是美軍索性放棄了在中國沿海登陸的計劃，不考慮給予中共任何軍事上的支持，使華府與延安的關係出現裂痕。隨即戴維斯與謝維斯對此提出抗議，迫使赫爾利當機立斷透過手中的權力，把戴維斯從重慶調往莫斯科，徹底拆散了「戴謝集團」。不過人在中國的謝偉思，仍不斷透過寫外交意見書或者向《美亞雜誌》（Amerasia）等左派刊物投稿的方式，試圖扭轉美國對華政策。
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雖然出賣了中國在外蒙古與東北的權益來換取蘇聯出兵滿洲國，但是必須要在史達林保證不支持中共叛亂的條件下才能成立。從羅斯福的角度出發，蘇聯出兵滿洲國與北朝鮮的結果將導致整個東北亞陷入共產政權統治之下，如果再讓中國大陸淪入中共統治，整個東亞地區都將失衡，美國的太平洋戰爭也等同白打了。
雖然對蔣中正早已失去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的幻想，美國仍從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角度出發，以前所未有的力道支持國民政府對中國關內的統治，但謝偉思卻還在鼓勵美國爭取毛澤東的「狄托化」，他在1945年2月14日的意見書中指出：「中國現在情形正如邱吉爾首相支持狄托之時代，邱相曾云現今是打倒德國以減輕聯合國負擔之時代，而非爭論理學說理論之時代，中國現情正是如此。」
共軍與日軍的勾結被揭發
只是到了1945年5月，代號「獵犬」（Spaniel）的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五人爆破小組在空降河北省阜平縣後，遭到8路軍以優勢兵力俘虜。而美軍被俘虜的原因，顯然與他們掌握到華北共軍暗中與日軍合作有密切關係，為此魏德邁將軍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和周恩來協商，才爭取到五名爆破人員成功獲釋。
考量到與蘇聯的關係，雖然魏德邁沒有立即與中共翻臉，但他從此之後將一切來自「約翰三杰」或者「戴謝集團」關於美國應承認中共的建議當笑話看。魏德邁與赫爾利都發現，無論毛澤東是否為「中國的狄托」，其終極目標與日本一樣都是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逐出亞洲。他們都相信日軍與共軍自「一號作戰」以來，就有聯手動搖蔣中正統治中國根基的默契存在。
而且戰事越是進入尾聲，就有越多被派往敵後活動的戰略情報局特工傳回情報，指出他們培訓的忠義救國軍與日軍協助中共扶持的所謂「紅色偽軍」（Red Puppets）交火。抗戰尚未結束，中共就已經在利用日軍的資源與美國開戰了。預料到美蘇遲早將走向對立的聯邦調查局，逐漸將調查對象由徳裔與日裔美國人轉到了親近蘇聯和信仰共產主義的美國人身上。
1944年6月6日，返回美國服務的謝偉思遭到聯邦調查局逮捕調查，罪名是他在《美亞雜誌》上投稿的文章有向蘇聯洩密的嫌疑。謝偉思被調查了整整兩個月之久，等到他在1945年8月10日獲釋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只剩下五天而已了。伴隨著戰爭的結束，毛澤東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夢」終於是徹底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赫爾利與魏德邁將軍對蔣中正全方面的支持。
關於「戴謝集團」與主張捨棄米哈伊洛維奇，承認狄托的「劍橋五杰」（Cambridge Five）到底是不是共產國際的特務，直到今天都還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當然無論戴維斯與謝偉思究竟是不是共產黨，都無法改變蔣中正在1949年失敗的事實。不過也因為戴維斯與謝偉思承認中共的建議沒有為美國政府所採納，蔣中正與米哈伊洛維奇的下場大有不同。
逃離不出狄托的陰影
美國直到抗戰勝利前對蔣中正不離不棄的態度，讓蔣中正不只保留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地位，成為了世界四強領袖，還得到了一個台灣做為他在被中共擊敗後的一個復興基地。米哈伊洛維奇與流亡英國的彼得二世國王則是在德國投降前就被迫把國家民族的道統讓給了共產黨人狄托，而米哈伊洛維奇更是在1946年7月17日遭狄托以「賣國」罪名遭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處死。
兩位反共領袖看似命運不同，可戰後美國調停國共內戰的失敗經驗，外加1949年《對華白皮書》的發表，都讓蔣中正憂慮自己隨時可能遭到美國政府拋棄，成為下一個米哈伊洛維奇。從中華民國政府的傳統立場出發，凡是共產黨人無論是哪一個派系都必須要加以反對，就算是信奉「托派」的狄托也不會有例外。對蔣中正而言，只有死的共產黨才是好的共產黨。
但是狄托確實在戰後與蘇聯有過一段時間的分道揚鑣，還和包括美國及中華民國維持實質友好的關係，讓謝偉思與戴維斯關於共產主義國家未必鐵板一塊的論述得到了論證。於是蔣中正對西方國家，尤其是北約國家期盼中共「狄托化」的輿論趨勢格外擔憂。於是在1952年和1957年，政府先後以聯合國中國協會還有亞洲人民反共聯名的名義就毛澤東能否成為「狄托」一事出書進行討論。
學者專家們的結論是毛澤東受蘇聯控制的程度超過狄托，能造反的空間較狄托少上許多，而且即便毛澤東成了第二個狄托，仍改變不了他反對西方的精神本質。事實上就算是對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中國國民黨的傳統立場也是給予嚴厲的譴責，不相信狄托真能成為自由世界的盟友。雖然整體來看，對於蘇聯與南斯拉夫等歐洲共產主義國家的內鬥，中國國民黨立場上是樂觀其成的。
總而言之，毛澤東失去了在抗戰時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機會，但是他最終還是與蘇聯翻臉，成為了中國的「狄托」，雖然這遲遲晚來了30多年。不過也因為這個原因，對日抗戰的歷史論述永遠掌握在台灣的手上。最後，上面提到的戴維斯與謝偉思，他們的故事是否就這樣結束了？他們與當今台灣的統獨勢力又有什麼聯結？就待筆者未來撰文介紹更多「戴謝集團」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