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區別是，當年中共建政初期，洗腦和恐嚇還沒有全面展開，不少學者勇敢地提出反對意見。生物學家鄭作新教授解剖了大量麻雀，發現麻雀的食物中蟲子佔95%。他得出結論說：麻雀有許多益處，不應一律加害。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張勁夫寫了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稱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說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
今天的中國，並非專家們不知道人人排隊捅鼻孔的荒謬，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正式發表反對意見。
被捅的不只是鼻孔，被禁錮的不只是身體。
政治鬥爭與反人類罪
三個月前，中國國家衛健委要求，「沒有疫情發生，也沒有輸入風險的地區，查驗核酸不應成為一種常態」。三個月後的9月8日，同一個國家衛健委又要求，對於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行，國家衛健委沒有給出科學和醫學的解釋。顯然，查驗核酸不是基於科學，也不是基於疫情，
在中國政府眼裡，防疫、抗疫不是一個衛生和醫學問題，而是一場政治鬥爭，是制度之爭、文明之爭。在這種政治化的操作中，中國的疫情防控成為一個笑話。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事情的嚴重性遠遠超過笑話。以政治掛帥的「疫情」為名，將沒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民眾囚禁起來，甚至用鐵柵欄、電焊封鎖他們的住宅，地震來了都不讓逃生，是駭人聽聞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由於這種行為規模巨大，不是孤立或偶發的事件，而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即針對人性尊嚴極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這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中對「反人類罪」的定義。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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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