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三點有關。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中共一直致力於制定標準化的、不受質疑的歷史論述。
其次，我認為中國的領導層一直非常注重黨的權威，要確保它不會面臨挑戰，特別是來自內部和民間社會的挑戰。當局已經開始限制公民社會，包括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另外，我認為中共一直擔心社會穩定，近年來尤其感到社會穩定受到威脅。從外部來看，黨的領導層對中東發生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運動感到擔憂，還有以往的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顏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在內部，當局看到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抗議、罷工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因此轉向採取更嚴格的統治方式。
BBC中文：所以限制主要來自於政府？
普林格爾：有些學者這麼認為。但我認為，限制學術自由的壓力不僅來自威權政府，也來自市場；中國的學術界已經與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識生產的商品化體系交織在一起，並且越來越多地受到商業邏輯的驅動。
在過去二、三十年裡，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經歷了商品化的過程，高等教育越來越像一種私人產品，而不是公共產品。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在不斷國際化，中國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上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國的大學經常出現在世界大學排名榜單前20名、前50名。中國政府也要確保大學數量增加，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好成績。
在這種趨勢下，提供研究資金的機構必須做出回應。某些形式的學術研究被優先考慮，比如名牌大學的學者可以獲得更多全球資源，有更多跨國流動和交流的機會。相比之下，最受限制的是與社會和政治運動有關的學術研究，包括勞工權利、性別平等和人權等議題。
BBC中文：2017年劍橋出版社那件事情之後，中國學者有受到後續影響嗎？
普林格爾：首先要說，事情的後續發展很有趣。
我認為，當時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反應是個錯誤。《中國季刊》主導學術界發起了全球性響應，要推翻出版社的決定。出版社在三周內反轉了決定，他們在網站上發表聲明，說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這很好。
這件事對《中國季刊》的影響很明顯，在中國境內，訂閲季刊的大學數量大幅下降。但與此同時，《中國季刊》在中國的下載量並沒有減少。另外，中國大陸的學者向季刊投稿的數量持續增加，季刊文章在全球被引用的數量也在增加。截至今年7月，來自中國的學者投稿數量已經達到了總數的約48%，從2021年的約38%上升了10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