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為什麼說現在處於參與式中國研究的倒退階段？
普林格爾：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空間在經歷了一場大的擴張之後開始變窄，這發生在過去4、5年間，不到10年的時間裡。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於學術研究空間的限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相關的學科中。也就是說，當局對於能夠公開談論的話題、可進行的研究主題，以及（研究中）自由提出質疑的空間進行了管控。比如，中國的公民社會空間在縮小，對相關領域研究的限制越來越多。
目前看來，中國研究領域未來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保證做學術的空間不受限制，這在中國顯然非常困難。
BBC中文：能否具體講一講學者在研究時受到的挑戰？具體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戰？
普林格爾：我就不舉個例了，指名道姓對其他人不公平。我可以說一些普遍性的情況。
在中國國內，研究機構要確保有關中共的政治傳統、中國歷史和社會穩定這幾個維度的研究不會對官方敘述構成挑戰。
在中國以外，研究機構要確保中國的威權主義不會蔓延到自己的國家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這種偏執的恐懼已經被用作恐華的借口。
在實地考察方面，比如在研究人權和勞工運動時，到運動現場去並與參與者交談非常重要。但現在，與著名的工人領袖、維權者和律師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敏感，甚至幾乎不可能直接與他們接觸。
BBC中文：是因為學者不能進入中國嗎？
普林格爾：是因為進入研究現場變得更加困難，與相關的民間社會組織交談變得更複雜，（中國國內學者）從當局獲得批准來發佈研究結果的過程也更為複雜。中國學者在疫情之前還是會到各地做研究，非中國的學者也會去。
《中國季刊》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格雷騰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特魯克斯（Rory Truex），講述了非中國學者與中國「國保」（即國內安全保衛）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被請去「喝茶」（指被約談）的情況。這項研究表明，「喝茶」並不像人們想像地那麼普遍，但依舊是個問題。目前在做研究時必須考慮這些事情，阻礙了研究進程。
「以前的問題是，海外學者怎樣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適的守門人，也就是中國國內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間大學，一個公民社會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同行學者。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打開大門，找到安全的研究環境——因為，門被守護得更牢固了。
BBC中文: 你認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普林格爾：我不是政治學家，我是社會學家。但不管怎樣，我認為中國的領導階層——我謹慎地使用這個詞，因為不只是指習近平——已經被中共自身的利益所主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