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畢業後，靠兩個月的薪水能買得起一輛汽車嗎？對一百年前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生產線工人來說，可以。
一百年前，福特公司的T型車曾經占全球汽車產量一半以上，比今天蘋果手機的全球市占率還高。在多次美國媒體進行的民意調查中，被問到誰是美國最偉大的企業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名列前茅。1913年，他引入的流水線生產模式大幅提高了汽車生產的效率，但他對美國社會更重要的影響是1914年的大加薪。此舉讓當時福特汽車的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差不多就可以買一輛經濟款的T型車價格。
這次大加薪，堪稱是亨利・福特留下的精神遺產，也對美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崛起影響極其深遠。加薪之後，普通工人的薪水，達到一般新聞記者的兩倍。亨利・福特的傳記中提到的解釋是，加薪就是為了造就中產階級，而且也只有當工人都買得起車的時候，公司的產品才更有銷量。
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人數，成就了爾後「美國夢」的堅實基礎。「美國夢」的信仰之一，正是相信一代可以過得比一代好。然而一個世紀之後，正如法籍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之著作《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揭示，擴大的貧富差距正在摧毀美國夢。更糟的是，貧富差距擴大，還伴隨着經濟機會的流失、世代差距的擴大，甚至平均壽命的下滑。
中產階級人數萎縮，美國夢逐漸黯淡，這個現象被最近幾任的美國總統看到了。例如歐巴馬喊出的改變（Change）與前進（Forward）、川普喊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拜登喊出的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其實都大同小異，希望導正金融成癮的弊病。因為近二、三十年以來，製造業外移以及產業空心化，造成有尊嚴的工作崗位減少，金融化社會所創造出的就業職位其實遠不及製造業。而當年歐巴馬在當選前曾經發下豪願，要讓華爾街的火箭科學家回到實體產業，遺憾的是，八年任期結束，他的誓言幾乎適得其反。
誠然，金融是經濟活動的血液，其初衷是讓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從而輔助產業並普惠眾生。無奈，世事發展往往容易偏離軌道，過度金融化的社會反而讓財富容易集中，惡化財富分配。就像超級富豪Nick Hanauer 在TED中的演講所提，「富人們提高了1000 倍的收入，並不會因而僱用多1000倍的員工。…… 不論權貴們增加多少的財富，都不會因而帶動整個國家前進。可以做到這件事的一群人，其實是中產階級。」
美國德州大學的兩位學者林庚厚和妮莉（Megan Neely）在《Divested: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書中，細數美國金融行業崛起後，因金融業影響力集中並增強、企業將重心由核心業務轉移至金融活動，而個人及家庭因舉債或投資理財能力差異等，加劇了天生秉賦差異，而帶來經濟與社會不平等逐漸惡化。 （相關報導： 林建山專欄：俄烏後─臺灣必須打好的經濟戰爭 ｜ 更多文章 ）
林庚厚教授也從2007年的美國金融風暴過後注意到，社會動盪沒有平復，反而民粹與極端主義興起。追根究底，他發現了金融擴張與經濟不平等的深刻連結。他認為，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在冷戰後開始大幅影響各國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贏者全拿、貧富差距日漸懸殊，許多新一代的年輕人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也無法對未來有任何嚮往。這通常被解釋為全球化的後果。然而，誰決定了研發什麼科技？投資什麼項目？簽訂什麼協議？在研究過程之中，他發現美國自1970年代後的金融體系，在經濟活動的關鍵問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以金融為中心的世界觀裡，經濟不為社會服務，反而社會是為投資報酬服務。彷彿一切是獨尊金融，百業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