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近年來也面臨了相似的情況。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北京開始把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視為威脅，並迅速擴大自身的軍事佈局，但這些舉動卻讓亞洲各國感到不安，選擇向美國靠攏、強化各自的軍事能力。對此，北京當局極為不滿，認為華盛頓正在全面圍堵中國，意圖使其永遠身處劣勢。
華特表示，在上述種種情況中，各國為潛在安全問題所作的努力，通常只會徒增他國對自身的疑慮，進而引發對方採取相應行動，導致原先的安全問題不減反增。他進一步解釋，具有侵略性的行為（如：使用武力）並不一定源自邪惡的攻擊動機，有時可能只是出於對財富、榮耀和權力的渴望。但當領導人認為自己的行為純粹出於自我防禦，且缺乏對敵方的同理心時，他們容易將對手的敵對反應視為貪婪、天生好戰或外來邪惡勢力的證據，最終讓外交淪為謾罵和鬥爭。
古巴危機、伊朗核協議、克里米亞問題
事實上，過去已有許多領導者意識到這些問題，並試圖減少其負面影響。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和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決定設立一條連接白宮和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熱線」，以促進雙方溝通，防止類似的危機事件發生。
2015年，在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努力下，伊朗和世界6強（美、德、法、中、俄、英）達成核子協議，同意限縮其核子發展計畫，並允許聯合國人員入境檢查其核能與軍事地點，暫時穩住了過去十幾年來的核子危機。
美國作家賴特（Robert Wright）最近則指出，俄羅斯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後，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即顯示出他對於「安全困境」的理解。賴特認為，歐巴馬可能擔心運送武器會加劇俄羅斯的恐懼，從而引發更廣泛的戰爭，才作出前述決定。
可能的解決之道
華特坦言，「安全困境」無法透過單方面解除武裝或讓步而得到緩解。儘管其中一方選擇讓步，另一方也可能為了獲取永久的安全，選擇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他強調，在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社會中，此困境尚無快速、可靠的解決方案，只能透過各國領袖的治國才能、同理心和明智的軍事策略，來加以管理。
華特引述傑維斯於1978年發表的文章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安全困境」得以透過發展預防性軍事武力來緩解，特別是核子武器。從這個觀點出發，「第二擊核武報復能力」（second-strike retaliatory forces ）即是穩定秩序的解方之一，因為一國既能透過「核武嚇阻」鞏固自身安全，也不會削弱他國同樣的核武能力。
相較之下，反制武器、反潛作戰任務、導彈防禦系統則容易加劇「安全困境」，因為這些措施會削弱對方的嚇阻能力，以致其不安全感倍增。除此之外，華特也認為，建立監管機構監督各國的行為，並在成員國違規時指正，或提升國家之間溝通的品質和頻率，也是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