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24日以「北約東擴威脅俄羅斯國家安全」為主要藉口，向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導致歐洲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安全危機，也促使各界學者體認到解決「安全困境」的重要性。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華特近日在《外交政策》針對「安全困境」作了一番精闢分析。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美國政治學者赫茲（John Herz）在1950年提出，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傑維斯（Robert Jervis）、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葛拉瑟 （Charles Glasers）等人持續發展闡述。
該概念是指，當兩國在雙方資訊不透明、相互不信任的情況下，一國為保障自身安全而進行擴增軍備等預防性措施，反而會降低他國的安全感，促使對方也擴充軍備，最終使該國陷入比原先更不安全的情境。軍備競賽便是「安全困境」反覆作用下的常見產物。
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教授華特（Stephen M. Walt），26日在美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剖析，各國外交決策者是否確實理解「安全困境」的意涵，並依此作出相應決策，同時也提出幾項可能的解決之道。
俄烏戰爭重現「安全困境」
由於普京（Vladimir Putin）指責「北約（NATO）東擴」危及俄羅斯國家安全，北約13日發布一段影片重申，北約只是純粹的預防性聯盟，並沒有任何針對莫斯科的企圖，並稱俄國這種沒來由的擔心是「錯誤迷思」（false myth）。
不過，華特卻認為，儘管北約所言不假，但如果從「安全困境」理論出發，俄羅斯的憂慮便顯得相當合理。他表示，雖然歐洲各國加入北約旨在鞏固自身安全，但俄羅斯很難完全相信此說法，反倒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因此選擇以兼併克里米亞（Crimea）和入侵烏克蘭等方式，來消除自身的不安全感。
華特說，俄羅斯的行為並不代表它打從心底不相信西方，反而可換個角度思考，西方國家自認的良善立意，有時確實無法明顯地讓其他國家感受到。
Russia continues to spread many false myths about #NATO. So let us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pic.twitter.com/dsysMtaWLQ
— NATO (@NATO) July 13, 2022
中東和亞洲的困境
在中東地區，華府官員似乎也認為，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形成反伊朗的區域聯盟，便能使美國及其盟邦更加安全。但相反地，伊朗卻將上述舉動視為威脅，並以支持黎巴嫩激進組織「真主黨」（Hezbollah）、葉門叛軍胡塞組織（Houthis），以及發展核子武力等方式回應美國，使其陷入更不安全的情境。
亞洲近年來也面臨了相似的情況。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北京開始把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視為威脅，並迅速擴大自身的軍事佈局，但這些舉動卻讓亞洲各國感到不安，選擇向美國靠攏、強化各自的軍事能力。對此，北京當局極為不滿，認為華盛頓正在全面圍堵中國，意圖使其永遠身處劣勢。
華特表示，在上述種種情況中，各國為潛在安全問題所作的努力，通常只會徒增他國對自身的疑慮，進而引發對方採取相應行動，導致原先的安全問題不減反增。他進一步解釋，具有侵略性的行為（如：使用武力）並不一定源自邪惡的攻擊動機，有時可能只是出於對財富、榮耀和權力的渴望。但當領導人認為自己的行為純粹出於自我防禦，且缺乏對敵方的同理心時，他們容易將對手的敵對反應視為貪婪、天生好戰或外來邪惡勢力的證據，最終讓外交淪為謾罵和鬥爭。
古巴危機、伊朗核協議、克里米亞問題
事實上，過去已有許多領導者意識到這些問題，並試圖減少其負面影響。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和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決定設立一條連接白宮和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熱線」，以促進雙方溝通，防止類似的危機事件發生。
2015年，在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努力下，伊朗和世界6強（美、德、法、中、俄、英）達成核子協議，同意限縮其核子發展計畫，並允許聯合國人員入境檢查其核能與軍事地點，暫時穩住了過去十幾年來的核子危機。
美國作家賴特（Robert Wright）最近則指出，俄羅斯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後，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即顯示出他對於「安全困境」的理解。賴特認為，歐巴馬可能擔心運送武器會加劇俄羅斯的恐懼，從而引發更廣泛的戰爭，才作出前述決定。
可能的解決之道
華特坦言，「安全困境」無法透過單方面解除武裝或讓步而得到緩解。儘管其中一方選擇讓步，另一方也可能為了獲取永久的安全，選擇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他強調，在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社會中，此困境尚無快速、可靠的解決方案，只能透過各國領袖的治國才能、同理心和明智的軍事策略，來加以管理。
華特引述傑維斯於1978年發表的文章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安全困境」得以透過發展預防性軍事武力來緩解，特別是核子武器。從這個觀點出發，「第二擊核武報復能力」（second-strike retaliatory forces ）即是穩定秩序的解方之一，因為一國既能透過「核武嚇阻」鞏固自身安全，也不會削弱他國同樣的核武能力。
相較之下，反制武器、反潛作戰任務、導彈防禦系統則容易加劇「安全困境」，因為這些措施會削弱對方的嚇阻能力，以致其不安全感倍增。除此之外，華特也認為，建立監管機構監督各國的行為，並在成員國違規時指正，或提升國家之間溝通的品質和頻率，也是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