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問世後，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外部性。它的基本概念如下。許多產品本身沒有什麼用處，只有在與其他產品或其他人一起使用時才能產生價值。網路就是這樣的產品：網路透過一個系統連結不同的人。在早期，重要的網路包括實體連結，像是電訊系統、輸電網、管線和道路。今日，愈來愈多網路是虛擬的，像是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和電腦軟體，或是使用同一種語言（如英語）。
要理解網路的本質，你可以想想，如果沒有加油站網，你的車子可以開多遠，又或者，如果你是唯一的手機使用者，你的手機價值幾何。同理，信用卡和提款卡之所以有價值，正是因為我們可以在許多地點使用。臉書之所以能風靡大眾，也是因為用戶可以與他人形成網路，而使用臉書的人愈多，利益就愈大。
網路是特殊財，因為顧客不只從自己使用財貨受惠，也自採納該財貨的人數獲益。這就是所謂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y）。財貨或服務的使用者因為使用者增加而得利或受害，就會形成網路外部性（分別為正面外部性和負面外部性）。
我有一支電話，我可以和每一個有電話的人聯絡。因此，我加入這個網路會對其他人產生正面外部性效應。許多大專院校之所以對所有學生和教職員一律提供電子郵件信箱，原因就在此：電郵服務的價值會因為每個人都參與而增加。
網路有時候也會引起負面外部性。你可能曾經在高速公路遇到嚴重壅塞的交通，陷在車陣裡動彈不得。又或者，你曾在擁擠的飛機跑道上枯等，因為空中航道已經滿載。有時候，電腦網路也有過載問題，人員服務速度因此減緩。這些都與臉書和電話的例子相反，因為道路這種網路，愈多人使用就愈沒有吸引力。
經濟學家已經發現網路市場的許多重要特質。第一，網路市場會「傾斜」，也就是均衡會倒向一個或少數幾個產品，形成贏家通吃或少數割據的局面。因為消費者喜歡與他人系統相容的產品，均衡往往會朝向勝過對手的單一產品靠近。一個重要例子就是微軟Windows 系統：它之所以能成為主流系統，部分原因就是消費者想要確保他們的電腦能執行所有的現成軟體。今日，Windows 系統在桌上型電腦作業系統的市場占有率超過80%。
第2個有趣的特質是，在網路市場，「歷史很重要」。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電腦所使用的QWERTY 鍵盤。你可能會很疑惑， 字母排列如此奇特的組合， 怎麼會成為鍵盤的標準。
QWERTY 鍵盤是19世紀的產物，當時使用的是有實體按鍵的手動打字機。鍵盤在設計上刻意把常用鍵（像是E 和O）區隔開來，以防止卡鍵。
等到電子輸入科技問世之時，已經有數百萬人在QWERTY鍵盤的打字機上學打字。以更有效率的設計替換QWERTY 鍵盤，不但成本昂貴，而且難以協調。因此，在今日的英語鍵盤上，字母的排列仍然維持過時的QWERTY 組合—我現在用來寫作本書的鍵盤也是。
QWERTY 鍵盤的例子顯示，網路效應強大的科技可說是極度穩定。這一點對於環境議題有重要的影響。美國的汽車文化（以及現存的汽車、道路、加油站與住宅所構成的網路）根深柢固，難以破除而有利對環境更親善的選擇發展，像是密度更高的城市與改良的大眾運輸系統。其他歷史背景不同的國家，對於汽車和道路的依賴性就沒那麼高。確實，轉型到綠色能源結構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要克服能源資本分配與基礎設施的現有網路。例如，或許電動車是綠色選項，而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以快速充電的「加電站」和快速充電的電動車取代「加油站」。
就像汙染或是COVID-19 之類的傳染病，網路外部性也會引發政策問題，只是問題的類型不同。壅塞已經是現代人日常生活愈來愈常見的特質，特別是對城市居民或經常差旅的人而言。
我們的解決辦法是透過私人所有權和網路的運作，把外部性「內部化」。如果一家公司擁有整個網路，它就有動機建立並執行一套制度，把網路外溢效果降到最低。手機通訊網路在尖峰時段可能會受壅塞之累。但是，獲利能力高的通訊業者有誘因投資擴張產能，或是採用吸引人的費率，以減少繁忙時段的壅塞。
道路、空中航道等公共網路的管理比較具有挑戰性，因為它們的經營靠的是政治共識，而不是利潤最大化。我們會再回頭討論壅塞訂價和壅塞稅的概念，這些是讓公共網路的使用達成最高效能的創新。
金融外部性
環境問題主要源自科技外部性。就像汙染，這些外溢效應來自發生在市場之外的互動。另一個重要但是在環境理論裡少有討論的變體是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ty），這些是透過市場間接發生的外部性。它們的發生原因是經濟行為影響價格和其他人的所得。
金融外部性的詳細研究很少。或許最重要的例子是工廠關門，生產活動外移到工資較低的地區。這通常發生在美國，公司從高成本的州搬到低成本的州。不過，其他例子（較不具爭議性，但數量更多）的成因則是創新的創造性破壞，以及新產品取代舊產品所造成的市場流失（如電腦取代打字機）。
以紡織廠的關閉為例。這種變動所造成的工作流失通常會導致失業期間變長，勞工最後換到工資更低的工作。經濟學家史蒂芬． 戴維斯（Steven Davis） 與提爾． 馮． 瓦契（Till von Wachter）有一項重要研究提出關廠影響的估計值。他們發現，在工廠關門之後，勞工接下來10年的所得通常會減少15%。假設工作的年薪是5萬美元，那麼被取代的勞工在未來10年的所得會減少7萬5000美元。失去高薪製造業工作的勞工承受高度的金融外部性，這是一個例子。
從總合觀點來看，像是工作流失這種金融外部性是複雜的議題，因為有些勞工得到工作，是以其他勞工失去工作為代價。確實，來自創新的創造性破壞和國際貿易的總經濟效應，一般而言，在個別國家和全球經濟屬正面效益。有人仔細研究過沃爾瑪（Walmart）的案例，而證據顯示，大型超級商店的興起壓低了消費者物價，因而大幅提升美國人的實質所得。
但是，對於被裁員的勞工來說，他們的損失和摔落懸崖一樣真實。工廠關閉，生產活動移往墨西哥或越南時，消費者和遠方不知名勞工的利得，難以聊慰失業者的失落。川普和其他人的反全球化運動部分反映出，金融外部性導致民眾認為外國人「偷走」了他們的工作。
我們不應該低估金融外部性的重要性，也就是市場從變動的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利得和損失。但是，重要的是體認到這些外部性的結構不同於科技外部性，因為它們發生在市場內部。經濟學家往往相信，像是由國際貿易引發工作流失的金融外部性，解決辦法不是設立高關稅壁壘，而是有適當的失業保險與再訓練計劃。同理，抑制電訊、新零售策略（如大賣場）和網際網路商務的創新所帶來的創造性破壞，長期而言，會降低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水準。
＊作者為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描述經濟和氣候間相互作用量化模型的第一人。1967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回到耶魯大學任教至今，曾擔任當時總統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選自作者著作《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 》（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