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曾記述環境主義在潘橋、謬爾和卡森等重要人物的推動下的創始過程。綠色運動背後的分析思考源自亞瑟．皮古（1877-1959）。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的講師，劍橋國王學院出身，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初期劍橋學派的領袖。
皮古的一生都奉獻給發展經濟學，以其做為提升人類福利的工具，除此之外，他對其他事物都興趣缺缺—無論是政治、外國人還是女人，他都漠不關心。據說，皮古只願意接受劍橋或國王學院經濟學家的指正，對美國人的指教充耳不聞。然而，皮古的傳記作者認為這是個錯誤的傳聞—傳記作者說，皮古其實根本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正。
他的重要著作《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跳脫了衝突體制辯論的早期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以建構改良現存經濟體制的方法。
雖然皮古追隨亞當．斯密的腳步，相信妥善運作的市場能達成人類滿足的極大化，但是他也清楚看到他所處時代英國經濟的缺陷。
他認為，外部性的出現是重大缺陷，而他是這個觀念的開拓者。他的敘述如下：
在簡單競爭下，社會邊際淨產出與私人邊際淨產出在價值上出現歧異，而這種普遍分歧的來源顯示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有些行業，一單位資源的產出，有一部分並沒有歸給單位資源的投入者，而是以正面或負面產出歸於其他人。
他的分析採用了「社會邊際淨產出與私人邊際淨產出在價值上出現歧異」這種又臭又長的措詞。這就是現在所稱的外部性。
皮古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便是大家熟悉的燈塔，燈塔「為船隻提供指引，卻無法輕易對那些船隻課徵費用。」其他例子包括公園、森林、道路和電車道、汙染防治、酗酒以及道路損壞。還有一些是他嚴正看待、但在今日看似牽強的例子，包括跑到鄰居院子裡的兔子。一如我們會在談創新的那章裡所強調的，根據皮古的觀點，
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新知識的投資：
﹝最重要的外部性來自﹞投注於基礎科學問題研究的資源，還有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為了讓發明與改良臻於完善而投注的資源，往往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增加具高度實務應用價值的發現。後者因為本質使然，通常既不能申請專利，也無法保密，因此一開始為投資者所享有的額外報酬，全都會迅速從投資者以較低價格轉移到一般大眾身上。
雖然環境經濟學通常是個苦悶的科目，側重汙染和壅塞的探討，但是皮古正確指出了知識、發明和改良科技的正面外部性。
關於科技在追求綠色社會所扮的角色，本書通篇都會討論到，並在綠色創新那章特別著墨。
皮古革命性的提案，會運用財政工具修正這些外部性。以下引用他的話：
若是如此選擇，國家「可以」藉由對任何領域的投資實行「特殊鼓勵」或「特殊限制」，以消弭該領域「邊際社會產出與邊際私人產出之間」的分歧。當然，鼓勵與限制最明顯的形式或許就是獎金和稅賦。
皮古提出了幾個這類財政措施的例子，其中包括課徵汽油稅以供開發道路之用、課徵酒稅以遏阻過度飲酒、在稠密地區課徵建物稅，還有在高致病率的地區對企業課稅。 （相關報導： 讓潛力不受限的秘密，擺脫金錢至上的思惟：《我們的未來》選摘 ｜ 更多文章 ）
皮古的思想逐漸在經濟學領域擴散，並被尊為運用市場方法以減少汙染的工具。皮古體認到這個過程，但是他從來不使用「外部性」一詞。多年後，1957 年，法蘭西絲．巴托（FrancisBator，1925-2018）率先著述解說這個觀念，後來廣為經濟學所使用，並且流傳到環境思想與法律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