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曾記述環境主義在潘橋、謬爾和卡森等重要人物的推動下的創始過程。綠色運動背後的分析思考源自亞瑟．皮古（1877-1959）。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的講師，劍橋國王學院出身，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初期劍橋學派的領袖。
皮古的一生都奉獻給發展經濟學，以其做為提升人類福利的工具，除此之外，他對其他事物都興趣缺缺—無論是政治、外國人還是女人，他都漠不關心。據說，皮古只願意接受劍橋或國王學院經濟學家的指正，對美國人的指教充耳不聞。然而，皮古的傳記作者認為這是個錯誤的傳聞—傳記作者說，皮古其實根本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正。
他的重要著作《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跳脫了衝突體制辯論的早期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以建構改良現存經濟體制的方法。
雖然皮古追隨亞當．斯密的腳步，相信妥善運作的市場能達成人類滿足的極大化，但是他也清楚看到他所處時代英國經濟的缺陷。
他認為，外部性的出現是重大缺陷，而他是這個觀念的開拓者。他的敘述如下：
在簡單競爭下，社會邊際淨產出與私人邊際淨產出在價值上出現歧異，而這種普遍分歧的來源顯示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有些行業，一單位資源的產出，有一部分並沒有歸給單位資源的投入者，而是以正面或負面產出歸於其他人。
他的分析採用了「社會邊際淨產出與私人邊際淨產出在價值上出現歧異」這種又臭又長的措詞。這就是現在所稱的外部性。
皮古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便是大家熟悉的燈塔，燈塔「為船隻提供指引，卻無法輕易對那些船隻課徵費用。」其他例子包括公園、森林、道路和電車道、汙染防治、酗酒以及道路損壞。還有一些是他嚴正看待、但在今日看似牽強的例子，包括跑到鄰居院子裡的兔子。一如我們會在談創新的那章裡所強調的，根據皮古的觀點，
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新知識的投資：
﹝最重要的外部性來自﹞投注於基礎科學問題研究的資源，還有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為了讓發明與改良臻於完善而投注的資源，往往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增加具高度實務應用價值的發現。後者因為本質使然，通常既不能申請專利，也無法保密，因此一開始為投資者所享有的額外報酬，全都會迅速從投資者以較低價格轉移到一般大眾身上。
雖然環境經濟學通常是個苦悶的科目，側重汙染和壅塞的探討，但是皮古正確指出了知識、發明和改良科技的正面外部性。
關於科技在追求綠色社會所扮的角色，本書通篇都會討論到，並在綠色創新那章特別著墨。
皮古革命性的提案，會運用財政工具修正這些外部性。以下引用他的話：
若是如此選擇，國家「可以」藉由對任何領域的投資實行「特殊鼓勵」或「特殊限制」，以消弭該領域「邊際社會產出與邊際私人產出之間」的分歧。當然，鼓勵與限制最明顯的形式或許就是獎金和稅賦。
皮古提出了幾個這類財政措施的例子，其中包括課徵汽油稅以供開發道路之用、課徵酒稅以遏阻過度飲酒、在稠密地區課徵建物稅，還有在高致病率的地區對企業課稅。
皮古的思想逐漸在經濟學領域擴散，並被尊為運用市場方法以減少汙染的工具。皮古體認到這個過程，但是他從來不使用「外部性」一詞。多年後，1957 年，法蘭西絲．巴托（FrancisBator，1925-2018）率先著述解說這個觀念，後來廣為經濟學所使用，並且流傳到環境思想與法律領域。
皮古的環境思想在當時格外激進。在大部分經濟學家承認外部性對經濟體所造成的損害之前，皮古不但已經體認到那些外部性，還把它們納入標準的經濟架構，並以環境稅和補助的形式設計新的解決方案。
這種不尋常的發明有其實用性，值得我們停下來推崇它的重要性。社會推崇新產品的發明，像是全錄的事務機或智慧型手機。但是，許多最重要的發明都屬於體制性質。
我們在18世紀發明的民主政體儘管不完美，卻是最耐久而有價值的體制創新。同理，市場也不是憑空出世的發明。最後再舉一個例子，環境稅和補助就是深遠而重要的體制觀念。
我們會在綠色稅賦那章回頭談論汙染稅這個主題，不過在繼續往下談之前，我們要向這個有力觀念的發明者致敬。
公共財與私有財
要理解綠色議題，公共財與私有財是必須區辨的重要經濟學觀念。公共財是危害或利益廣及於群體的活動，無論個人付不付錢、想不想要。相較之下，私有財可以分割或分別提供給不同個人的活動，對他人沒有外部利益或成本。
公共財的一個經典例子就是國防。一個社會最攸關緊要的莫過於安全。然而，國防一旦部署，便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無論你是鷹派還是鴿派，無論你是老是少，完全沒有關係—你和你國家裡其他每一個人，都會在同樣的軍事政策下生活。然而，私有財（如麵包）就完全不同了。10條麵包可以用很多方法分給個人，但是我吃的，別人就吃不到。
請注意兩者的對比：決定提供某個水準的公共財，像是國防，會產生開銷和衝突，而這些會在不經過個人決策或同意的情況下影響到每一個人。對比之下，像麵包等私有財的消費決策是個人行為。你可以吃四片、兩片麵包，也可以完全不吃；這是純屬於個人的決定，而且別人也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吃麵包。
燈塔這種公共財
除了無政府主義者，大家都同意，國防是公共財。一個更清楚的例子是燈塔。這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燈塔可以挽救人命和貨物，但燈塔的守望者無法向每一艘船收費，就算可以，對使用他們服務的船隻實施經濟懲罰，也不符合社會目標。燈塔的光最為有效的供給價格就是免費，因為燈塔無論是向一艘、十艘還是一千艘船隻發出警示，成本都是一樣的。
公共財的2個關鍵屬性是：
- 額外多服務一個人的成本是零（此即「非敵對性」〔nonrivalry﹞）
- 不可能排除他人享用（此即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
但是，「公共」財不見得是由公共機構提供。公共財可能沒有提供者。此外，就算由私人提供，也不代表它的提供有效率，也不表示所收取的費用足以支付燈塔的成本。
《漢彌爾頓》（Hamilton）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輝煌的音樂劇，它以歌曲描述美國第一位公共經濟學家亞歷山．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精采而悲劇的一生。鮮為人知的是，漢彌爾頓也是美國早期公共工程（基礎建設計劃）的推手，也就是《燈塔法案》（Lighthouse Act）。更完整地說，是《1789 年燈塔、標燈、浮標與公共碼頭建造與支援法案》（An Act for theEstablishment and Support of Lighthouses, Beacons, Buoys, andPublic Piers of 1789）。早在經濟理論學家發展外部性理論之前，漢彌爾頓就已經以歌頌讚美：「在法案通過之前，對美國任何海灣、內灣、港口或碼頭的入口或內部所豎立、安置或沉放的燈塔、標燈、浮標和公共碼頭，為其導航而帶來的便利和安全，提供必要的支持、維護和修繕」。
燈塔已經不是今日公共政策的核心議題，而是觀光客和經濟學家感興趣的主題。燈塔大多被以衛星為基礎的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所取代，而GPS 也是由政府免費提供的公共財。
但是，燈塔和國防提醒我們，自由市場無法提供效率解決方案的活動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些不是個案。想想疫苗、汙染減量、清潔的飲水、高速公路、公園、太空探索、消防局，或是類似的政府專案，你通常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公共財的成分。綠色政策的關鍵要點如下：私有市場是私有財的提供達致效率的關鍵，但是公共財的提供需要政府的介入。
這是一條貫穿環境政策討論的基本經濟原則，從水資源權等古老問題到現代的綠色新政辯論，都包括在內。本書稍後會再討論。
＊作者為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描述經濟和氣候間相互作用量化模型的第一人。1967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回到耶魯大學任教至今，曾擔任當時總統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選自作者著作《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 》（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