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
失敗者回憶錄143：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基於小時候的經歷和在香港左派中學就讀，我年輕時不僅有深層民族主義意識，進入香港社會工作後，也自覺居於二等公民狀態。我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只有港幣100元，而那時香港大學畢業生入職公務員的起薪是1000元。中文中學的英文底子不好，無法躋身於以英語溝通為主的主流社會，更遑論上流社會。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不平等舉目可見。種族、教育、居所、薪資、男女都至少有二至三個不同階層，越過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小。社會弊端亦舉目可見，最明顯的就是貪污、行賄的公開化以至制度化。
消防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救火、救護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女工「賞錢」才可獲得合理服務，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也要賄賂公職人員。在所有政府部門中，又以皇家香港警察隊的貪污情況最明顯而嚴重。
六十年代我認識一位港大畢業的朋友，他為追求剷除社會罪惡而考入警隊當督察。開始時擔任文職。他說上班第一個星期，抽屜裡就有一個放了幾張鈔票的信封，他大聲問誰放錢進來，立即遭同事阻止，說有錢就收下就是了，不要張揚。他跟我說，警隊的分贓制度比警隊本身的制度還要完善。
我年輕時不僅沒有親英、戀殖、崇洋的意識，相反倒有反英、反殖意識，否則也不會投入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中了。
對我來說，反英、反殖意識的改變，首先不是港英當局所推動，而是中共在香港發動左派暴動、其後又無疾而終造成的。六七暴動是中共文革向香港的延伸，暴動使過去對港英統治沒有認同感的市民大幅度支持港英政府執法。我看到中共既在香港鼓動文革式暴動、又為了自身利益而要參與的「愛國人士」草草收兵。我更看到英國意外地獲得市民支持的情況下，積極改善施政，包括修改勞工條例、修建海底隧道等等。
接著，1971年麥理浩接任港督，大幅度開展造福香港市民新政，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興建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等。「麥理浩時代」徹底改變香港的城市面貌和人文面貌，使香港成為世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香港人從以前視香港為逆旅、自己是過客，改變為對香港有了歸屬感。
堅持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共領導人，總是說「外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得到」，鄧小平承諾九七後香港五十年不變，他在1988年說，「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還說「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
香港是那麼容易「保持不變」甚而可以「複製」的嗎？如果了解香港過去推行一項計劃或新政的過程，就知道不僅實行專權政治的中國不可能使香港「保持不變」和「複製」香港，即使英國本身，也不可能「複製」另一個香港。
港英時代最後三十年在香港的施政，其特點簡而言之，就是「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方針，和無需付出民主代價、純粹以專業考量去推行新規劃。
「積極不干預」是指「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政府給各大中小企業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若遇到政府必須干預時，那麼這種干預也一定是積極和有正面效果的。
純專業考量，就是使社會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影響和壓力降到最低。無論是建屋規劃、新市鎮、建新高速公路、海底隧道，甚而教育政策、政制改革等等，政府多會找一家與香港利益關連最小的偏遠地區的顧問公司，來香港做一個可行性研究，比如愛爾蘭、新西蘭、挪威的顧問公司。作出可行性報告後，就交給一個由政府委任的、非本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去審核，比如交通委員會的委員，就不能夠是經營運輸公司的成員。通過後交給行政局。有時候會發表一份綠皮書徵詢市民意見，最後才發出權威性文本白皮書。
這種純專業規劃，不大可能在民主國家實行，因為在民主施政的過程中，一定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企圖影響規劃。比如地下鐵路在哪裡設站，各處囤有土地的發展商就一定想辦法去游說議員或政府。這些都要社會付出成本。在專權政治中，領導人被認為是最「英明」的，他部署、領導做的事情，更是何須經過這麼多專業程序？
無須付出民主代價，但背後就有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英國的保障。
我最記得1986年，港英當局向立法局提出「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將一條1951年制訂而沒有執行的「懲罰發放假新聞」條例移置進去。條例規定，舉證的責任要由被告承擔。也就是說，一旦被政府控告發放「假新聞」，被告就要在法庭透露消息來源。這一條例，引起新聞界極大反應，我也每天去立法局旁聽席觀察辯論，並邀約官員和議員表達反對意見。不過，這條例還是在1987年2月通過了。
奇怪的是，條例通過後，兩年都未見有實施。我後來聽到消息，說這條通過的法例送到英國，英女王遲遲未簽署，因此也就沒有實施。兩年後，政府當局於 1988年 12月再向立法局提交新草案，廢除了這一條。英女王何以遲遲不簽署，沒有人知道。我只能猜想或許是英國的民主傳統起了作用。
1981年《七十年代》開始密切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之後，那十多年我接觸不少港府高官和兩局議員，也被諮詢過意見，算是了解香港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毋須付出民主代價而享有自由、法治和專業管理的獨特之處。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但顯然不能夠了，於是推動付出民主代價以保障這裡的自由、法治、人權。當然，最後這努力也失敗了。
失敗者回憶錄144：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中共的政治性格，對於向它投誠的「忠黨愛國」者，從不尊重，隨意踐踏；但對於中共曾經向其施恩者，反而會比較信任，因為手上有把柄，覺得他會知恩圖報。
與董建華初次見面談話時，沒想到他後來會變成這樣。
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儘管英美等西方政要對九七後的香港都善頌善禱，但西方媒體卻充滿了質疑之聲。美國《財富》（Fortune）在1995年甚至以封面故事「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來預言九七後的情況。
為穩定國際社會對香港「不變」的信心，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召集由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人參與的三千人大會，要全國遵守香港《基本法》第22條，就是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直轄市都不得干預香港的事務。7月1日到香港參加交接儀式時，他又重申一次。
1996年12月11日，由中共任命的400名「推選委員會」委員，選出董建華擔任特首。而在三個月前，董建華這名字仍然少為人知。他像是個突然冒出來的人物。但實際上，在1992年彭定康來香港就任港督時，中共就委託有關人士向彭定康推薦董建華這個人選，彭督也把他邀請進入港府最高決策機構行政局，讓他熟悉港府運作。幾個月後，中共把董建華延攬為全國政協委員，使他有機會接觸中共高層。也就是說，董建華在1992年才開始進入政治圈, 很可能中英雙方都有觀察他是否可當第一任特首的默契。
從1993到96年，董建華在中英關於香港政制爭執的夾縫中，沒有公開講過一句話，但私底下，我相信他或會把行政局中彭定康表達的意見向中共匯報，或把中共的「善意」轉達。比如，除政制改革外，中共對彭督其他佈局不持異議，例如任命陳方安生當布政司、曾蔭權當財政司。
1995年，港澳辦主任魯平說，將來的行政長官很可能是「黑馬」，接著中共成立特區籌委會，董建華被委任為副主任。特區籌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江澤民刻意找董建華握手，那時傳媒才猜到董建華很可能被中共雀屏中選。
由400人組成的特首推選委員會，都是中共間接委任的，因此「選舉」特首只是走過場，實際上是中共內定人選。早在1990年12月江澤民同沈君山的談話中，講到香港問題，江就說：「香港是港人治港，但還是要派行政長官，雖然現在還沒決定派誰去……。」
不過，當時香港人在無權選特首的情況下，對董建華還是覺得可以接受。原因固然是他在港英行政局當了五年議員，相信港督大概不會看錯人。此外，也跟董建華的家族淵源有關。董建華父親是著名船王董浩雲，過去同中華民國政府關係良好，旗下船隊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直至1980年代中。四女董小平之夫婿為中華民國一級上將彭孟緝之子彭蔭剛。董浩雲與美國關係更為良好，韓戰與越戰時其船隊幫美軍後勤運送物資。
這是公開的資訊。但實際上在1980年美國與中共建交，董浩雲就已經改換跑道了。他和董建華在美國會晤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與北京建立聯繫。1982年董浩雲去世後，董家的船運業衰退，1985年因債務危機面臨破產清盤，其時中共通過霍英東施援手，注資1億2000萬美元，使董家渡過難關。
中共的政治性格，對於向它投誠的「忠黨愛國」者，從不尊重，隨意踐踏；但對於中共曾經向其施恩者，反而會比較信任，因為手上有把柄，覺得他會知恩圖報。
據聞1995年12月江澤民在深圳會見董建華時，提出讓他擔任第一屆特首，董不置可否。他私下曾向友人表示，不想放棄他父親留下的企業，既不想當官，也不想抓權。不過，在極權政治下，要你下台固然要下台，要你上台你推掉也是大逆不道的。
董建華從當選到上任，有半年時間籌劃。在這段候任特首期間，分別找過不少人諮詢意見，我也和幾位學者一起被邀請到他的辦公室談了兩三個小時。我那時的印象是覺得他的話不多，絕大部分時間在聽意見。對一些他認為重要的意見也寫下來，大致保持住英治時代高官的作風。
他講過什麼大都不記得了。略記得他表示自己過去沒有從政經驗，現在擔此重任，擔心做得不好。在座有人問他香港的民主進程，他說暫時保留原樣，不過區議會也許要增加些委任議席。我說這不是等於倒退嗎？他說區議會不涉中央政策。因為他沒有收回他的意見，我認為這是來自北京或香港左派的意見。我問：如果涉及香港人的權益與北京有矛盾時，會怎樣呢？他說協商吧，協商不等於軟弱，爭取不一定要對抗。
我那時覺得他態度誠懇，也有心想做到「香港好，國家好」。在他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他說他「捫心自問，我們的眼光是否足夠廣闊；我們的思考是否已經吸納了市民的心聲；我們對形勢的估計，有沒有報喜不報憂；我們是否向市民開空頭支票；我們是否有秩序地保障了民主的發展……。」儘管可以說這些只是漂亮話，但聽來也發自肺腑。這些話在他以後的施政報告和其他特首的施政報告中，再也聽不到了。
我認為董建華至少當時是想在中國主權下讓香港維持現狀的。開頭那兩三年有瑕疵，但也還可以。後來搞成這樣，或許是他在政治上無能，更主要是在專權政治的宗主國下，即使是好人也會變壞，也不得不服從上級做違反自己心意的事。一國兩制必然衰敗是結構性問題。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