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宗教的名義監禁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炙烤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侮辱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封鎖我們，噢媽媽啊，宗教是無辜的。」―蘇丹民間詩歌，在二〇一九年的蘇丹起義中廣為傳頌
「我的群體中有不同〔的意見〕是一種慈憫。」―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個疑惑推動了我的研究。這個問句如同北極星，指引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解開一層層的歷史和政治，這些幫助我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弄清楚他們的生活和國家的轉變。每個人都為更大的謎題提供線索；每個人都讓我更加接近這個如此巨大的問題。一路走來，我遇到另一個反覆出現、讓我感到驚訝的問題，一個特別是年輕的沙烏地人和伊朗人會向他們父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你不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它？」在風暴的中心，那些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已經泛起漣漪，以致人民的生活變得遲鈍的國家裡，人們對允許這一切發生的那一代人懷有怨恨。
對伊朗人而言，一九七九年是國家歷史的明顯轉折點。對他們來說，與其說是慢慢地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不如說是他們愈來愈不相信父母和祖父母的天真，這些長輩曾為一場革命歡呼雀躍，這場革命推翻暴君國王，換上更糟的宗教暴政，不僅在政治上，也在社會和經濟上具有壓迫性，有效地把國家凍結在時間裡，似乎讓國家永遠和世界脫節。二〇一七年十二月，當抗議在伊朗各地爆發，這幾個星期是自從二〇〇九年的綠色運動以來對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構成最嚴重威脅的動盪。伊朗人對灑在海外的鮮血和資金感到憤慨，他們高喊著：「別管敘利亞了，想想我們吧！」在網路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一個年輕女子在夜晚的抗議活動中對身邊大多數的男性老年人發出這樣的警醒：「你們〔在一九七九年〕舉起拳頭，毀了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舉起拳頭〔來彌補你們的錯誤〕。做個男人，加入我們吧。我會站在你們前面保護你們。來代表你們的國家吧。」
在沙烏地阿拉伯，人民對一九七九年之於這個王國意味著什麼的認知並不是那麼清楚。祝海曼當年對麥加聖寺的圍攻雖然令人震驚，但那並不是全國性的事件，而且國王很擅於——和今天一樣——掩飾國內的異議。一九八〇年代，沙烏地人有充足的鈔票，如果他們想要逃避國家的黑暗，他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看場電影、看齣戲劇，或者到巴黎的咖啡館裡坐坐。並沒有一個明確清晰的分水嶺讓大家站出來反對；但是有許多小小的分水嶺。現在他們的小孩想要知道為什麼。為什麼當音樂被打壓時，當男性監護人制度收緊時，當宗教警察在公共場所揮鞭子時，他們的父母沒有提出抗議？他們怎麼會一聲不吭地任由這一切發生呢？這一代的沙烏地人不知道伊朗人關於一九七九年有著同樣疑問；伊朗人不知道沙烏地有些人也被類似的受背叛感刺激著。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正在以微妙的方式再次遙相呼應。
二〇一八年曾有一個短暫的時刻，這兩個敵人似乎在爭相挽回一九七九年造成的傷害：沙烏地阿拉伯是自上而下，拜王儲之賜，讓他的國家向二十一世紀敞開心胸；伊朗則是多虧了他們自己的人民決心剷除這種制度。但事與願違，這場競賽繼續成為一場爭奪吊車尾的競爭，彷彿沒有任何事和任何人準備好要勸說兩國領導層放棄自己最壞的本能。敘利亞、葉門、伊拉克付出了代價，就像是那些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提高嗓門反對各自的領袖的人民一樣。最危險的反對者是那些講話輕聲細語的人，他們對領袖的專制主義提出最可信的替代方案，例如賈邁勒．哈紹吉，或者納斯林．索圖德（Nasrin Sotoudeh），她是一位伊朗人權律師，因為幫反對強制性頭巾的女性辯護而被判處三十八年監禁和一百四十八下鞭刑。
為了寫這本書，我在中東各國四處旅行，在絕望和希望之間徘徊。挑戰是如此巨大，趨勢似乎如此棘手，各方參與者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很容易就得出確實沒有出路的結論。經過四十年的競爭，兩個敵人不斷爭奪影響力，都在濫用宗教，都將教派特徵當成武器。過去對某些人而言已經不再是歷史，他們反而活在當下沸騰的怒火中，沒有寬恕別人的機會。曾經晦澀難解、遭人遺忘的歷史錯誤已經轉變成鮮活的集體意識記憶，這是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創造出來，殘酷的教派糾結的高潮所帶來的後果。二〇一八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的立法選舉中表現良好，而薩阿德．哈里里的聯盟遭受失利，甚至在貝魯特也是如此。真主黨的一名支持者帶著勝利的喜悅在臉書上發文宣布：「我們不會把選票投給亞齊德國（Yazidi state，譯注：這裡的亞齊德，即歷史上穆阿維亞的兒子，指代的是什葉派的對手）的候選人，不會投給殺害葉門兒童的殺手，不會投給達伊什和支持者陣線的支持者，但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會投給眾伊瑪目陵墓的破壞者，願伊瑪目安寧。」
亞齊德是西元六八〇年在卡爾巴拉戰役中和伊瑪目胡笙對陣的敵手，「亞齊德國」這個詞被用來指代沙烏地阿拉伯，如今該國被視為壓迫什葉派的終極體現；前文提到的伊瑪目陵墓是指在二十世紀初被沙烏地人毀掉的巴奇墓園。他所說的亞齊德國的候選人，是指黎巴嫩的總理薩阿德．哈里里，他曾經和真主黨做出不少妥協，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他唐突地在電視直播中辭職，這就是他的沙烏地贊助人為其妥協所給他的羞辱。二〇一八年大選結果公布後，真主黨的支持者開心地騎著機車，或者是伸出汽車窗外搖旗吶喊，他們舉起真主黨的黃色旗幟，上面印著一隻握著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拳頭。他們高喊著「貝魯特是什葉派的，貝魯特是什葉派的」——呼應著一九八〇年代時，留著鬍子的年輕人和穿著查朵爾的女人在哈姆拉大街上遊行，砸碎酒瓶，主張要占據城市的一部分。這些騎著輕型機車的男子撤下薩阿德的海報，驅車前往聖喬治飯店，那裡是二〇〇五年「黎巴嫩先生」拉菲克．哈里里遭到暗殺的地方。他的銅像矗立在曾被炸彈炸毀了道路，並因此改變黎巴嫩政治軌跡的地點附近。真主黨的支持者將他們的黃色黨旗掛在雕像上，宣布他們對一名死者的最終勝利。
對於那些不再對宗教有興趣的人而言，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領導權如今依附於民族主義上。在沙烏地王國裡，王儲身邊有著馬基維利風格的助手紹德．卡赫塔尼，派出一支推特網軍汙衊遭到囚禁的女性活動分子，在她們身上貼上國家叛徒的標籤。當沙烏地阿拉伯在賈邁勒遇害後面臨國際社會的憤怒時，社交媒體和電視臺將沙烏地描繪成外部陰謀的受害者，並呼籲國民團結一心。伊朗最高領袖則多次勸說伊朗人，即使不支持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也要支持國家。伊朗革命衛隊現在將自己推崇為國家的衛士。民族主義情緒在社會的某些部分，已高漲到使得那些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圍繞著國旗打轉的人，缺乏反思的視角，不知道他們的政府正為該地區其他國家帶來和強加的是些什麼。
＊作者為記者、作家，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非常駐學者，曾獲艾美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