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香港對YouTube投鼠忌器，當自主研發本地平臺

2022年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如火如荼，YouTube突然於4月20日終止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頻道「Johnlee2022」，使之無法於該平臺宣傳。香港面對反制裁和尋找替代品等方案的討論，均顯示投鼠忌器的一面，歸因於西方媒介植根已深。香港當自主研發本地平臺，避免受國際局勢制肘。

中美競秀，波及香港

中國與美國激烈的政治角力，使香港淪為高度政治化的「戰場」。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複雜和充滿挑戰的關係，中國作為「崛起強權」挑戰美國的「既有強權」，美國則以香港作為其中一個「邊陲矛盾」牽制中國。自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風波以來，經歷實施《香港國安法》和2021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皆是中國回應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舉措。是次選舉中，李家超作為北京屬意的候選人，勢必加強落實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自然影響美國利用香港牽制中國的部署。YouTube母公司Google表示遵守美國相關的「制裁」，停用李家超的頻道，並非自我審查，因為不同私營機構的法律部門，對美國制裁的措施有不同的解讀，這亦解釋Meta Platforms繼續允許李家超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但只限制使用收費服務的原因。Google較大機會是受到美國政府的壓力，用意不在影響李家超塵埃落定的選情，而是重申不會放棄干預香港事務，繼續回應中國的挑戰，利用強大的壟斷力左右香港民情，完美示範「言論自由」的雙重標準。中美競秀舞臺的幕後，香港首當其衝，Google只是美國施壓的棋子。

妥協現況，投鼠忌器

面對YouTube制裁李家超，不少知名人士紛紛「譴責」YouTube，力度卻恰到好處。美國向Google施壓，干預是次選舉，「愛國者」理應毫無餘地樹立民族主義的旗幟，主張作出反制裁措施，卻罕見只作出不痛不癢的「譴責」，遑論刪除YouTube帳號。據Hootsuite和Weare.Social的「Digital Report 2020」報告指出，於2019年12月，16至64歲香港互聯網用戶的使用平臺百份比，Facebook佔82%，YouTube佔81%，穩居榜首；而微信只佔54%，新浪微博只佔19%，抖音則只佔12%，敬陪末座。可見，Facebook和YouTube佔據香港網絡生態的領導地位。現時香港政治網絡紅人，大多得益於炙手可熱的Facebook和YouTube，獲得可觀的流量，賺取知名度，甚或從平臺中收取廣告費，可謂名利雙收。當愛國主義與現實環境產生角力，政治網絡紅人只能流於「譴責」，有的更反表示要多用YouTube，實行「寸土必爭」，耐人尋味，正反映處於投鼠忌器的尷尬。 （相關報導： 中國熱議》支持度僅35%的香港新特首，即將出線？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為何干做習大的「國家安全」打手？ ｜ 更多文章 ）

大陸平臺，欠本地化

中國大陸平臺作為西方平臺的替代品，因欠缺在地化，競爭力欠奉。面對YouTube制裁李家超，香港政治網絡紅人倡議使用中國大陸的平臺作為替代品，未免過份樂觀。據Dragon Social的「中國十大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網站」報告指出，微信和新浪微博穩佔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龍頭地位，然而根據「Digital Report 2020」，微信和新浪微博卻在香港遭遇迥異的結果。除網絡生態外，香港政治人物的服務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而非中國大陸市民，選擇使用在香港歡迎程度較低的中國大陸平臺，完全無的放矢。舉凡成功經營的海外媒體，必須經歷本地化，如中國大陸支付平臺的支付寶和微信，均有屬於香港人的「錢包」，對接香港本地貨幣和市場。微信和新浪微博顯然未經歷香港本地化，競爭力不如他人。加之，中國大陸的網絡媒體言論審查嚴謹，官方「維護」網絡環境，主導爭議性議題的話語權，加上極端民族主義充斥的網絡生態，稍有不慎「失言」，容易導致「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中國大陸平臺因受眾面薄弱和現實限制，喪失在香港的媒體領導地位。

逆水行舟，優勢欠奉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和美國較香港擁有較大的科技研發優勢。中國大陸科技研發公司大多擁有一系列配套，包括員工宿舍、交通補貼、加班補貼，加上濃厚的「加班文化」，有效提升員工研發產品的原動力；美國私人企業投資金額龐大，大多擁有創業家精神，動輒追加投資數千萬以上，為研發產品增加延續性和風險承擔力。反觀香港，科技研發氣氛薄弱不在話下，公營機構不作為，加上腐化的官僚體制注重形式主義，未能引進人才，遑論提高創新原動力。科學園作為香港科技創新的象徵，庸碌無為，科技產品成果欠奉，不少場所淪為分租辦公室的「地產用地」，與創新科技的理念背道而馳，可謂「大白象工程」。而且，政府所謂的「創業發展基金」缺乏對創業者的監管，容易導致項目夭折、私相授受支付薪金和濫用名義向銀行借貸等弊端。香港科技研發風氣薄弱，加之公營機構的腐化，導致止步不前。

研發平臺，突破制肘

香港政府應積極作為，自主研發本地平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研發平臺的成本最少需要港幣$350萬，能登大雅之堂者則需港幣$1000萬以上，研發團隊不少於20人，包括15人專注研發，5人負責行政和日常營運，研發與行政及營運人員的理想比例為3比1，從資料蒐集至成功研發產品約需要2年，另外預算廣告費約為成本的20%，即約港幣$200萬，進行推廣和售後服務。政府應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主動介入科技創新市場，投資或入股私人機構作為股東，既能引進資金增加研發資本，又可以監管進度，杜絕冗員和散漫之風。上述成本之於政府庫房乃九牛一毛，與其投資「大白象工程」，倒不如採取實用主義，投資私人機構，嚴格落實平臺研發。香港的本地平臺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才能對抗西方媒體肆意制裁本地政要的手段，杜絕外國勢力干預，亦能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將極端民族主義和篩選言論的影響力降至最低。香港必須排除萬難，研發本地平臺，突破國際環境的限制，使政治專責民生。

總而言之，是次YouTube制裁李家超，突顯香港「我為魚肉」的困境。香港必須自強於科技創新，自主研發本地平臺，主導本地事務的討論，打破西方媒體的壟斷，以及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突破國際衝突的制肘，無需投鼠忌器。 （相關報導： 中國熱議》支持度僅35%的香港新特首，即將出線？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為何干做習大的「國家安全」打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