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去年8月搬離台北、回到屏東潮州照顧母親應美君，這段時間對於母親的絮語，都收錄於她的新作《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中。談起遠離首都以及書寫本書的心境，龍應台指出，她在離開中央政府後，對於台灣民主是心痛的，而在屏東鄉間，讓她體會到這樣的美好是源自於民主社會一點一滴的努力，讓她的信心得到療癒，《天長地久》其實就是她修復的過程。
全世界走了47年後遇到泥土 竟然沒有銜接的障礙
談起遠離台北塵囂，落腳南國鄉村的心境，龍應台說，她都戲稱這是「移民屏東」，一開始除了想陪母親走人生最後一哩路外，什麼心願都沒有，但在雙腳落地後，才體會到「我怎麼會這麼快樂？」快樂是她身作一個漁村農村長大的小孩，全世界走了47年後，第一次遇到泥土，驚訝自己竟然沒有一點銜接的障礙，直接當回一個鄉民。
龍應台提到，過去在台北擔任官員時一天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期間看著台灣一天天下墜，對於台灣民主、開放社會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到了鄉村之後，才發現心靈進入修復的過程，頹敗的信心得到了復甦。
鄉村安定的力量 不因首都紛擾而動搖
龍應台說，首都發生的政策，對任何農村、漁村都會有影響，但她見到鄉村安定的文化力量是不受首都影響的，這樣對內在自我的篤定，是源於開放社會產生的特質，如此她便明白，對民主制度的信心是不需要、不可以信心崩潰的。
「解嚴前是封閉社會，但畢竟不是集權的壓迫社會，解嚴後，開放社會變成台灣社會最主要的發展，我看到的鄉村美好，是因為我們在民主上一點一滴的前進，才得到今天這樣風俗醇厚的鄉村生活。」
龍應台認為，這是在回頭告訴她，首都的鬥爭跟鄉土的從容是同時並存的，是源於好幾代人對維繫開放社會的努力，當這個關係想清楚後，對於她在自由主義、開放社會的信仰是有所療癒的。
思索台灣未來 必須將農村話語放進
龍應台說，這過程也讓她意識到，包括她自己在內，過去很多人都是用都會知識份子的角度再詮釋台灣，都會、知識份子2個都是侷限，她認為日後思索台灣未來時，必須設法將農村的話語放進去。
而從狂放野火到溫潤目送，不少人會認為這般變化，是起於年齡的增長，龍應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則是「是也不是。」
龍應台認為，談到這些變化，很多人會用從Ａ到Ｂ的線性來評斷，但其實像《孩子你慢慢來》跟《野火集》是同一個時期寫的，「我從來不是從銳利的野火變成天長地久，這是左腦跟右腦並存的。」
從野火到天長地久 失去了天真、得到不再被騙
而她也承認，「現在是寫不出野火了」，野火當時有巨大的影響力跟煽動力，這與當時還沒進過政府的「天真」有關，龍應台比喻，政府治理生態結構（包括國會）、或者說台灣的政治結構就像一輛汽車，從外面看會說「怎麼是這個跑法？」但進去之後才會發現，這車子有三個輪子不會動、引擎壞一半，左右燈也反了，這些都要進去車裡才知道。
「野火的珍貴在於他的素樸，是從外面以普世標準來看車子，用理直氣壯的天真，像國王的新衣一樣說，『你不知道你沒有穿衣服？』這樣天真的正義，一下打擊到了那些看到輪子不動、左右燈交錯卻無可奈何的人，打到了他們的內心。」
而在台北市文化局長、文化部長兩度官職後，龍應台自認已經不可能再天真，「我進了車子裡頭，他用假汽油，還振振有詞說這是多厲害的車，我都看到了」，於是，野火是不會再有了。
龍應台認為，這是這段經歷的失去，但反過來也有得到的部分：「現在你騙不到我，因為我已經知道了，任何車子開出來，我都知道你在說什麼」，而為何這個「知道」還沒以作品呈現？龍應台無奈說，是因為心痛，這個車是好幾代人的心血日夜投擲，2015年離開時她仍處在傷心中，需要有修復期，《天長地久》其實就是修復的過程。
中央政府虛的比例太高 龍應台提早離開原因
而在文化局長、文化部長兩段之間的《目送》不是修復嗎？龍應台直說不能算，那時候還沒進中央政府。她回憶道，在北市府時沒有一天是白費的。她認為地方跟中央政府非常不同，地方很少牽扯政治，而中央政府虛的比例太高了，這也是她提早離開的原因，她對政治沒有興趣，而從離開中央後的痛心，也是讓她近3年來鮮少對政治發言的原因，因為連她自己都很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