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聯合報的社論便曾經提出「為興建平民住宅」建言，主張市政府應該為這些臨時安置的社會移民提供基本的居住需求。此後陸續於1952年3月22日、1953年11月11日，都以社論提出如何妥適處理這些違章建築的建言。到了1955年，甚至提出了這樣的中華路違章建築區「有失國體」的論述。除了報紙社論外，前述火災、鐵道交通事故等社會新聞，逐漸導向要求市政府積極改善的輿論。1953年8月，市政府提出改善方案呈給省政府。但在改善計劃經過省政府確認定案之前，間歇浮現的社會事件，要求政府應積極作為的聲音持續出現，政府部門則是不斷積極表達攤棚區應予改善的態度意向。如1953年9月，當時的省政府警務處長陳仙洲和臺北市長吳三連，一起前往該地區視察環境，該地區警察局派出所雖整頓一新，但周邊的攤棚則有待整理。
從報紙報導中，可以略微窺見當時違建戶生活環境簡陋困窘。「目前的中華路違建房屋，有磚蓋瓦屋，也有竹蓬屋頂，更有竹蓬上加一些薄紅瓦再壓磚，形形色色，怪模怪樣，長長的一條街道，兩側擠著一千多戶又矮又低的房屋，難怪被人稱為臺北市的盲腸。那些房屋裡面又何嘗能夠令人滿意呢？白天是店堂做生意，晚間搭臨時鋪位為臥室，還是較差的廚房臥室共用，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形，也有存在的。店門一關，又少窗通氣，講衛生十萬八千里距離。」
政府部門對該地區應改善雖有明確意向，但在治理層次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顯然尚未整合出具體可行、可操作與可負擔的方案。首要問題在於：是否有任何可使用的政策工具？經費的限制，居民對整建可能面臨遷徙移動的反動等等。這段期間各部門在公共政策層面的折衝，與棚攤區居民的協商成為左右該地區都市政策的各面向因素。例如政府部門嘗試以各種方法避免違建區不斷擴大，拒絕協助裝置任何給水設備成為其中的一種手段。憂心政府部門可能採取直接拆除迫遷方案，住戶聯合於1953年12月，提出環境衛生改善意見的集體陳情。
雖然省政府的政策始終朝向拆除的態度，並且持續強力敦促、甚至是限期要求臺北市政府辦理拆除工作。在居民的陳情與市政府考量對社會穩定、居民的就業安定與經濟安全等層面衝擊過大，從1953年臺北市政府提出改善方案，歷經省政府的積極主張，但一直到1956年底，省府、市府和居民之間，依然未能達成共識。1957年1月，在市議會的中介斡旋，棚攤住戶除提出免拆房屋之訴求，以及准予整修的主張，獲得市議會認可後，政策從原本的拆除轉向為整建。同年3月，臺北市議會促成臺北市政府提出九點整修辦法，此處所提及之九點整修辦法的結論包括：（一）高度，不分甲乙丙區，前排屋簷高度以4公尺半，後排屋簷高度為5公尺，沿鐵路的後牆高度由居民代表向鐵路局商洽決定。（二）建築材料以警察局整修計劃所規定的材料為原則。（三）招牌應整齊劃一。（四）分段修建，必要時由居民自行解決。（五）妨礙平交道交通的房屋應予拆除的地方，由警察工務兩局會同居民代表商洽決定。（六）現有廁所尚敷應用必需增加時，由居民自行決定。（七）開闢火巷，以利用原有火巷為原則。（八）其餘細節，由警察工務兩局及中華路代表等再行商討。（九）送市府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