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中華商場的誕生意味著國民政府在戰後都市治理中，對現代性的想像。深究其創造過程，政策目的所欲傳達的價值在於，打造一個符合戰後首都現代化嶄新都市發展想像的新穎建築，同時兼具都市商業活動與居民安置的住宅機能。
因其所在區位連結起前往臺北火車站的城市中心性，與西門町都市休閒商業機能的重要節點位置，加上所謂外省移民美食餐飲服務等因素，中華商場經由長時間的市民日常生活空間經驗，累積為充滿集體記憶與象徵符號的地點。其建築現代性的想像得以深植於市民的空間記憶中。 但仔細數來，其歷史僅有短短32年而已（1961-1992）。
這個承載政府與市民共同擁有的現代化建築與都市想像之夢，累積無數市民記憶的建築物與地景，最終在臺北城市發展一路向東的過程中，以刮除重寫的方式，置入了乾淨文明、綠蔭大道的新想像，留下無數散落的殘夢與未解的行政疏漏。
檢視中華商場誕生的過程，乃是為了剷除原本倉促建成、暫時性收容大量社會移民的臨時性建築群聚的政策結果。中華路鐵道側的棚攤從原本簡陋房舍，經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當時的物質條件與經濟能力，共同醞釀出多樣文化軌跡匯聚的空間場域，充分展現常民生活軌跡。然而，這些生活軌跡放在臺灣戰後1960年代亟欲追求整齊、乾淨、理性、效率等現代化與城市化這兩種想像交集的歷史情境中，儼然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破敗的，應該被剷除的「都市之瘤」。
藉由不斷強化棚攤區的負面特徵，建構出一股整體社會欲除之而後快的集體意識，以共同凝聚為當時追求臺灣現代化、都市化的進步城市想像措辭，建立起市民對自身「進化」為現代化市民意識形態的信仰。藉此，一方面以市民的認同來支撐市政府的都市政策與治理思維；另一方面，則將原本平民住宅的真實需求，悄然地轉化為當時都市化進程所急需的商業活動機能。原本的違建棚攤變身「耀眼壯麗」的中華商場，既解決了剷除城市之瘤的難題，也象徵了臺灣首善之都臺北市華麗轉身為一座現代化都市。
中華商場史前史
對大多數的市民集體記憶而言，「中華商場」與外省族群之間劃上等號，顯得是個先驗性的存在。然而，早在「中華商場」建築出現之前，這個地區所潛藏的前現代城市地景，乃是催生城市現代化想像的關鍵。
1945至1949年間陸續移入臺灣的移民人數持續增加。根據李筱峰教授的資料指出，終戰初，臺灣人口約為六百多萬人。從1946至1952年的七年間，增加約兩百萬人。其中，1949至1950年就湧入約一百萬人。這段期間不僅是戰後臺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階段，短時間內大量移入人口所需的城市基本建設完全無法支應，首當其衝的居住問題難以解決。
1945至1949年間的西門地區，歷經日人撤離、街道名稱改正、通貨膨脹、二二八事件、戒嚴令頒布等政治經濟層面的衝擊與轉變。但除了台人及中國大陸各省移民進住原日人居住的房屋外，都市街道景觀本身並無多大的變化。
街道景觀的巨大改變，是在1949年12月起大批中國各省移民遷入後才改變的。在龍冠海（1969）的研究指出，1949年遷入臺灣即有60萬人，後至1952年，每年均有30萬至37萬人陸續來到臺灣，臺北市人口已達54萬9,923人。面對這批百萬新移民的住房需求，公務機關人員直接分配入住部分日人留下的宿舍，軍人及軍眷除了進住部分日人眷舍外，另興建眷村方式配住；其餘則放任其自行搭建房舍（施欣辰，2008: 40）。
清領時的臺北城牆，加上原本的護城河整治後，構成日治時期的「西三線道」。西三線路在戰後街道名稱改正下改稱為「中華路」。為安置大量移入的軍民，當時的臺北市政府委託警民協會，在中華路既有的鐵道西側搭建一列、東側搭建兩列臨時住宅安置遷入的部分軍民。這些臨時住宅坐落於北門至小南門的中華路上，共計1,661間（黃大洲，2004: 7）。以竹片、鐵皮、木板為主要材料搭起棚架遮風避雨。當移民持續遷入，依其各自居住需求，以手邊能取得的材料，將原有空間加大增高，連建築間小巷都住滿人，形成當時人們心中的貧民違建區「棚攤」。
1949至1960年間，棚攤區接續日治時期的商業區位基礎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商業活動，區域那包括日用雜貨店、各地鄉土風味料理店、香菸攤、擦皮鞋攤、愛國獎券店及跳蚤市場等（郭中端、堀込憲二，1995: 115-117），形成當時臺北最大的市集（施欣辰，2008: 44）與攤販區（黃大洲，2004: 7），為日後中華商場內的各種行業打下基礎。
在臺灣經濟處境仍處於戰後的艱困時期，棚攤區從居民日常生活延伸出來的商業機能，在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多樣文化的交會下，克難中自有其特色。然而，對臺灣這個正逐步面臨都市化發展趨勢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都市基礎服務與公共設施完全不足的社會情境，再加上戰爭因素導致的大量人口社會移動現象，使得這個過於壅塞、充滿高度臨時性的居住區域，在都市生活與空間品質面臨許多危機，舉凡環境衛生狀況不佳、缺乏民生用水用電等基本設施外，更嚴重的威脅來自於火災與鐵路事故的公安事件頻傳。
針對在此居住面臨的各種困境，居民積極地尋求各種溝通管道，希望能得到市政部門的關切與介入，協助解決問題。曾經擔任臺北市長的黃大洲，在其著作中即提及，曾經在中國大陸時間打過游擊的軍人、司令官，甚至是擔任過父母官的文人，停留定居在此都變成尋常百姓，因苦無資源，只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例如投書報端，以期問題可以解決（黃大洲，2004）。以1951年10月1日出現在聯合報的投書文字，可清晰感受到這樣的迫切問題。
編者先生賜鑒：
我們是住在中華路攤棚裡一群貧民，我們已失去人間溫暖，我們已被市政當局遺忘了。
編者先生，請您看看吧，那高低不平，臭水泥濘的道路，那淤塞的陰溝，那瀰漫著的烟灰和穢氣，哪一樣不使人噁心呢，這哪兒像人住的地方呢？
因為我們窮，所以連幾家合一盞的電燈，都被當局截斷了，這還不要緊，那麼樣長（住幾百家人家）的一條街，連一盞路燈都沒有，一到晚上，真是陰風蕭瑟，恍如隔世，見不到一點光明，這又哪兒像人住的地方呢？
編者先生，請您再看看吧，這小小的地方，從于禮被殺害起，至少婦上吊止一共死了多少人了（光是火車就輾死五、六個人）那一次又不是死得那麼慘！為什麼呢，市政當局不能說一點兒責任沒有。
編者先生，我們知道國家的困難我們絕不敢忘記我們國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
過為了我們要能活下去，為了生存的最低條件，不能不大聲疾呼，請賢明當局予我們如下列最低限度的改善：（一）修鋪路面流通陰溝（全長不過二百公尺），（二）恢復供電，（三）加裝自來水管。
敝人等素仰貴報熱心社會，為民喉舌，用敢不辭瑣碎，縷陳先生，敬乞賜予刊出，籲請當局改善，則不啻再生矣。
中華路棚戶貧民上
事實上，這些臨時安置居民入住不到兩年便已經浮現許多居住上的困境。請願聲中，政府回應了這些問題。首先，針對衛生問題，臺北市原有公共廁所29處，在1951年11月後計劃再興建38處公共廁所供民眾使用。其次，在用水與照明方面，由於這些棚攤本身屬違章建築，並未接水電，當時居民為取得水電，「遂自理教公所接用公用水電至棚攤使用，棚攤隨處接滿水表電表，蔚為奇觀」。1952年1月，臺北市政府會同鐵路管理局決議，在中華路上，自成都路起至愛國西路口，裝設路燈作為治安防治與道路照明之用。私接水電另一個問題為容易引發火災。
搜尋1952年至1958年的報刊中，至少記錄了四起以上的火災，雖然居民組成自救隊，加強守望相助，卻仍然無法有效阻止火災。這些火災在櫛比相鄰的棚戶區中，經常釀成極大災禍。例如1952年2月的大火，一次燒毀攤棚20餘間，財物損失慘重。1958年的火災更是造成35家、將近兩百名居民無家可歸。此外，由於緊鄰鐵路平交道，跨越軌道遭火車輾斃的情況也所在多有。
都市景觀的破落，以及時有所聞交通、治安與都市防災的問題，中華路棚攤被冠上「中華路之瘤」，逐步在都市治理層面浮現「整治」的意見。從報紙來觀察輿論對「中華路之瘤」的討論，最早在1951年即曾經出現，一直到1956年左右，朝向「澈底整頓」的共識在都市政策上定調。
1951年聯合報的社論便曾經提出「為興建平民住宅」建言，主張市政府應該為這些臨時安置的社會移民提供基本的居住需求。此後陸續於1952年3月22日、1953年11月11日，都以社論提出如何妥適處理這些違章建築的建言。到了1955年，甚至提出了這樣的中華路違章建築區「有失國體」的論述。除了報紙社論外，前述火災、鐵道交通事故等社會新聞，逐漸導向要求市政府積極改善的輿論。1953年8月，市政府提出改善方案呈給省政府。但在改善計劃經過省政府確認定案之前，間歇浮現的社會事件，要求政府應積極作為的聲音持續出現，政府部門則是不斷積極表達攤棚區應予改善的態度意向。如1953年9月，當時的省政府警務處長陳仙洲和臺北市長吳三連，一起前往該地區視察環境，該地區警察局派出所雖整頓一新，但周邊的攤棚則有待整理。
從報紙報導中，可以略微窺見當時違建戶生活環境簡陋困窘。「目前的中華路違建房屋，有磚蓋瓦屋，也有竹蓬屋頂，更有竹蓬上加一些薄紅瓦再壓磚，形形色色，怪模怪樣，長長的一條街道，兩側擠著一千多戶又矮又低的房屋，難怪被人稱為臺北市的盲腸。那些房屋裡面又何嘗能夠令人滿意呢？白天是店堂做生意，晚間搭臨時鋪位為臥室，還是較差的廚房臥室共用，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形，也有存在的。店門一關，又少窗通氣，講衛生十萬八千里距離。」
政府部門對該地區應改善雖有明確意向，但在治理層次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顯然尚未整合出具體可行、可操作與可負擔的方案。首要問題在於：是否有任何可使用的政策工具？經費的限制，居民對整建可能面臨遷徙移動的反動等等。這段期間各部門在公共政策層面的折衝，與棚攤區居民的協商成為左右該地區都市政策的各面向因素。例如政府部門嘗試以各種方法避免違建區不斷擴大，拒絕協助裝置任何給水設備成為其中的一種手段。憂心政府部門可能採取直接拆除迫遷方案，住戶聯合於1953年12月，提出環境衛生改善意見的集體陳情。
雖然省政府的政策始終朝向拆除的態度，並且持續強力敦促、甚至是限期要求臺北市政府辦理拆除工作。在居民的陳情與市政府考量對社會穩定、居民的就業安定與經濟安全等層面衝擊過大，從1953年臺北市政府提出改善方案，歷經省政府的積極主張，但一直到1956年底，省府、市府和居民之間，依然未能達成共識。1957年1月，在市議會的中介斡旋，棚攤住戶除提出免拆房屋之訴求，以及准予整修的主張，獲得市議會認可後，政策從原本的拆除轉向為整建。同年3月，臺北市議會促成臺北市政府提出九點整修辦法，此處所提及之九點整修辦法的結論包括：（一）高度，不分甲乙丙區，前排屋簷高度以4公尺半，後排屋簷高度為5公尺，沿鐵路的後牆高度由居民代表向鐵路局商洽決定。（二）建築材料以警察局整修計劃所規定的材料為原則。（三）招牌應整齊劃一。（四）分段修建，必要時由居民自行解決。（五）妨礙平交道交通的房屋應予拆除的地方，由警察工務兩局會同居民代表商洽決定。（六）現有廁所尚敷應用必需增加時，由居民自行決定。（七）開闢火巷，以利用原有火巷為原則。（八）其餘細節，由警察工務兩局及中華路代表等再行商討。（九）送市府辦理。
這個階段不以拆除而是准許民眾自行改建，形同讓違建就地合法，只不過這些違建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下，由政府容許而臨時搭建以安置大量移民。然而，到了1959年，當時的臺北市長黃啟瑞，改弦易轍將原本由民眾自行改建的方案，調整為市政府介入，由市長黃啟瑞會同市府各單位組成專案小組，研議整修辦法，並提出「房屋式樣必需設計得十分新穎，以壯觀瞻」的想法。同年3月，居民籌組中華路改建整修促進會，選出民間代表11人。到了4月，市府提出一樓平房與兩層樓房兩個方案，居民傾向兩層樓房之方案。4月18日居民代表提出採用鋼筋混凝土為建材的構想。最終，同年8月，市政府提出兩層鋼筋混凝土房屋的規劃方案。1959年8月，整建方案與政策方向確定。1959年10月14日，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在「反共抗俄總動員會報」第63次會報中指示：「（中華路）應予徹底整頓。」（呂芳斌，1985:67；聯合報，1992年7月21日；黃大洲，2004: 9；施欣辰，2008: 42）。此發言形同支持政策拍板定案，以及後續執行面資源與人力的快速介入，讓日後的中華商場順利而如期地誕生。
（本章未完。本文由典藏藝術出版授權發布，節錄自《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一書，段落經編修，欲閱讀完整文章請參考本書。）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現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