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
失敗者回憶錄109：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江南案與《九十年代》關連的後續，是我們在1985年7月號發表的對夏曉華的訪問。
江南七封信的第一封信，有他簽名，是寫給他在台灣做新聞工作時、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夏曉華的。這在江南太太崔蓉芝的即時回應中獲確定。信中主要講他會遵行夏向他提出修改《蔣經國傳》的原則。接下來六封信，收信者署名李漢文，而江南就署名向真，內容是對中共和台獨在美活動的報告。在第六封信末，寫「夏先生既一再懇托，只好盡心盡力」，顯示他與台灣情報單位的聯繫，是夏曉華牽的線。
夏曉華曾在國民政府情報機關軍統局工作，1949年到台灣，創辦有保密局背景的「正聲廣播電台」，主持對大陸廣播。1964年創辦《台灣日報》，因虧損而轉讓。江南在這段期間受夏曉華賞識擔任記者。江南七信發表後，媒體紛紛追訪夏，但都被他拒絕。1985年6月，我接獲曾經為雜誌寫過稿但久無聯絡的王隱（假名）電話，說夏曉華6月15日到東京，他與夏相熟，願意就江南案對夏作訪問，問我們是否參與及刊登。
我為這個獨家採訪所吸引，決定去一趟東京，親自認識夏曉華，並為訪問作見證。我們安排住同一旅館。17日上午做訪問，我在場但由王主導提問。王將訪問寫成文字稿，我帶返香港在雜誌刊登。
訪問中，夏曉華主要就他同江南的關係，他受台灣情報當局之托，去美國向江南游說修改《蔣傳》，對蔣經國莫作人身攻擊，私生活不可信筆而書。江南回應表示書的大部分已經排版，要改版的話需要八千美元。夏說回台後與有關方面商量。回台後他向情報部門回覆洽談經過，以後就是情報部門與江南直接聯絡了，其後六封信的內容都是發表時他才知道。訪問記大部分是敘述事實，其中涉及不少夏曉華、江南和台灣情報部門的故事，夏這老報人貌似誠懇和清心直說。他私下表示，所講的98%是事實，僅有2%是就他所知、即聽聞的事；就意見部分，他說是純由他個人觀察所得，並非受他人意見左右。
在發表這個訪問記時，我指出以夏曉華的保密局出身的背景，他仍然在台灣生活的現實，在最敏感的問題上，他不可能說出與與法庭審判完全相反的意見。但我沒有對他的談話內容尤其是動機表示存疑，甚而對他個人有溢美之語。這是我處理這件事的瑕疵。
當時的情勢，是美國從殺手陳啟禮打回台灣的電話中證實國民黨情治人員介入此案，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派人刺殺美國公民極為憤怒，美台關係陷入谷底。台灣政府迅速逮捕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三人，五月經軍事法庭審訊，判汪無期徒刑。但有報導指汪希苓不是關在一般監獄，而是住別墅專區，有返家特權，後經兩次減刑於1991年出獄。當時台灣黨外雜誌和海外輿論認為下暗殺令的有更高層級，汪希苓只是奉命行事。其中，普遍提及的下令者是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甚至是蔣經國本人。
夏曉華儘管說他講的98%是事實，但關鍵卻在那2%當中。他講到情報局長汪希苓與江南有過節，找竹聯幫下毒手乃基於私怨。江南遺孀崔蓉芝在給我們的來稿中，就指出私怨絕無其事，江南與汪希苓只吃過一次飯，沒有來往，更談不上過節。
講到蔣孝武與此案的關係，夏曉華引用一個與蔣經國有深交的朋友的意見說，「年輕人在一起吃喝玩樂是有的，但要蔣孝武指使陳啟禮做什麼，絕不可能，他也沒有這膽量，他怕他爸爸怕得要命。」
因此，夏曉華被情報單位擺布到東京接受我們的訪問，其任務就是在結語中他反覆強調，暗殺江南的主使者最高到汪希苓為止了。
不過，他又說，雖然汪希苓做了許多年情報工作，但實際上可以說是外行。「以前戴雨農時代，要殺一個漢奸，都是要最高當局批准的，怎麼可以這麼胡來」。
但做了許多年情報工作的汪希苓會是外行嗎？假如他真是得到最高層批准呢？
在江南案主犯陳啟禮1991年出獄後，我在台灣對他作了一次訪問，他承認自己當時是有編號的情報局特工，他說以當年的架構來說，情報局的頂頭上司雖屬於國家安全局，事實上情報局長當年是直屬於總統的。真正命令他的，一切都是總統。這說法，與夏曉華說的內行做法，若合符節。而汪希苓在法庭上說他的錯誤是沒有向上級報告，是否為配合當局的說法，值得存疑。
台灣當局給我們送上夏曉華專訪，有欲蓋彌彰的效應。江南案仍然充滿疑團。
江南案後，蔣經國下令改革情報機構，以軍事將領接任情治首長而不是從情治系統人士中提拔，重規則而不是重個人意志。因蔣孝武受外界懷疑，蔣經國後來向外媒表示不會傳位給蔣家後人。接著解除戒嚴令，台灣走向民主自由的大道。作家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
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109）
失敗者回憶錄110：「李匪怡」和《香港1997》
看了這報導，我固然一笑置之，我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就常以「李匪怡」和成語「匪夷所思」跟我開玩笑。後來我在《星島晚報》的一個小專欄，索性用「李所思」為筆名。
1977年11月，台灣警備總部宣布破獲了叛亂組織「人民解放陣線」案，1978年1月軍事法庭審訊，判為首者戴華光無期徒刑，另五人分別判三至十五年。在軍事檢察官的提告中，這幾個年輕人犯罪的具體行動就只是散發傳單，而其中「匪嫌」吳恆海的罪證就是他招認於1976年9月當海員時到香港，與「七十年代」雜誌的「李匪怡」會面交談，「李匪怡」表示可安排他去大陸訪問，又給了他一些任務。
1976年我仍然在左派陣營，9月剛遷新址成立天地圖書，因《七十年代》常有文章揭露台灣戒嚴時期的鎮壓不同意見者，並支持民主抗爭行動，確有些海外或台灣來客到雜誌社找我談話，我也安排過一些人去大陸訪問。這些人去了之後，回來有正面亦有反面的反應。約略記得有一位台灣年輕海員來訪，談話間相互交換大陸與台灣的情況，他可能提出過想訪大陸，但初相識不可能為他安排，也沒有留下通訊聯絡方式，何來給予「任務」之事？
看了這報導，我固然一笑置之，我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就常以「李匪怡」和成語「匪夷所思」跟我開玩笑。後來我在《星島晚報》的一個小專欄，索性用「李所思」為筆名。
講這件舊事，就是想說明當年我和《七十年代》在台灣情治機關眼中根本就是敵人。但江南七封信和夏曉華的專訪，他們就偏偏要找「李匪怡」去發布。儘管在《七十年代》刊出前不久，台灣《聯合報》系統的美洲《世界日報》已刊過七信的其中一封，但沒有人關注，原因是《聯合報》老闆是國民黨中常委，自己人為自己人開脫，缺乏公信力。只有在獨立的、對掌權者一貫持置疑態度的報刊發布才有公信力。對中共也是一樣。如果《七十年代》從一開始就像《文匯》《大公》那樣，向中共一面倒，對中共來說也就沒有利用價值，也不會有一段時期在「認同中國」的問題上成為中共「非常有用的白痴」。
實際上，所有具固定立場的媒體，都不可能有公信力，黨派性的宣傳只在封閉的社會有人相信，放到開放社會就是政黨領導人的自瀆，因為媒體的受眾會接觸其他資訊，每個人有自己想法。
我堅持《七十年代》保持獨立性，不惜放棄對自己更有利益的事業，也就是固執於媒體的獨立和公正，知道讀者的需求，媒體應該永遠是權力的監督者。
這道理，我相信中國、台灣的掌權者不會不知道，否則他們就不會將他們非常想發放的訊息輾轉交給外媒去發表了。但儘管知道，在一黨專政或一黨獨大之下，所有權力都是自上而下等級授權，這就決定了不可能辦一個哪怕對權力持小小監督態度的媒體。也因此，老報人徐鑄成說，輿論監督只能靠外國人管治下的保護傘，中共建政前靠租界，1949年後靠最後一個租界的香港，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之後，媒體也就慢慢以至急速走向「愛國愛黨」矣。
從1979年香港九七問題浮現以來，我根據個人的經驗，以及從老報人、學者徐鑄成、徐復觀、勞思光談話與文章中得到的啟示，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我也絕不相信香港可以實現民主治港。中英談判期間，中共就一直否定香港人有參與決定香港命運的角色。中英聯合聲明發布後，中共開始起草《基本法》，整個過程都圍繞著政制的民主程度爭辯。儘管香港草委有民主派的司徒華和李柱銘力爭，但中共主流意見仍然極力阻止香港市民對政制的廣泛參與。港英當局開始了民主改革步伐，亦不斷被中國強烈反對，無論是香港廣大市民支持的88直選，還是彭定康的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每一步都受到北京阻攔嚴拒。經歷過這麼多事件，若還相信中共會容許民主治港，不是太天真了嗎？
但不是天真，而是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在主權轉移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唯有站在市民權利的一方，據理力爭多一點民主，或可以稍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法治。因此，我雖然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在爭不到「主權換治權」的英國保護傘的情況下，就只能站在明知爭不到的民主一方了。
我所珍惜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特別是可以監督政府任何部門的新聞自由，這是我的志業，也是我大半生的奮鬥和成就所在，如果有成就的話。1996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一書，這本書隨即有日本出版社翻譯成日文出版，改名為《香港之悲劇》。日本版的書名，更能夠概括這本書的內容。2020年，香港有學者說，他的學生驚嘆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成為事實。我沒有自豪，不感高興，只有悲涼。（110）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