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學運，怎麼看成敗？
談到68學運（在政治上）的失敗，潘鳴嘯說：「如果說法國的1968是一場政治革命，肯定是不成功的。」「（因為）當時法國匯集起來的力量是很複雜的，這股力量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潘鳴嘯分析：「光是在學生之中，有無政府主義者、托派、毛派，也有一些學生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派。」強調自己「是左派，但不是毛派」的潘鳴嘯說：「當時法國的毛派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有一種完全是非常正統的，我們叫馬列主義法共。在1963年中共跟蘇共分裂的時候，大部分法共就跟著蘇聯，可是有一部分跟著中國，那些人就叫做『馬列法共』。可是那些人是非常教條主義的，而且他們一開始就反對五月學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事。」
「另外一種毛派則是『自發毛派』，這是沒有紀律、沒有組織的，他們後來自己成立了一些組織，但是和中共的關係不是很密切的。無政府主義者、馬列法共、自發毛派根本沒有統一的意識型態，不過他們有一個相同的信念，叫做『偉大的晚上』，就是一夜之間就能把整個制度完全改變了。他們還有這種盼望、或者說這種幻想。很多老百姓都支持這個運動，但他們也不希望把整個制度打垮了，因為沒有一種制度、或者一個政治力量，可以代替現狀。」
Farcebook in DC:
— Eric J. Phillips (@ejp1phillips) 2018年4月9日
The Mantra of the jibbering
Authoritarian left is PURE.....
maoism doombergism
jihad bloodletting
& the Maoists WILL TURN on
their own@alexjonesshows pic.twitter.com/YNQATTJi5w
不過潘鳴嘯強調，另一方面，「五月學運」的影響還是很大。這場運動中的學生實際上要的是「自由」，因為戴高樂的制度太過時了、太家長主義、權威主義，沒有自由。我們年輕人是需要自由的，所以在社會方面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潘鳴嘯舉例，他當時最好的同學1967年和他的女朋友同居，結果女朋友懷孕了。那個時候是不能避孕的、也不能墮胎，這都是非法的。這就是天主教的、戴高樂的保守思想。
#Comprendre
— RFI SAVOIRS (@RFISavoirs) 2018年1月21日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st sans doute l’une des plus grandes figu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française. De l’appel du 18 Juin 1940 aux événements de mai 1968 – un #personnage autant adulé que contesté. #Dossierhttps://t.co/97jkcfALYy pic.twitter.com/DiQv95eXh5法國總統戴高樂
當時潘鳴嘯的好朋友跟他的女朋友沒有辦法、還是要墮胎，所以只能找一個非法的黑醫生。這是很糟糕的，他們所受的苦，一輩子都會有陰影的。那個年代有很多女人在墮胎的時候死去，或者因為墮胎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認為無法接受。學校裡的紀律委員會也非常的威權，「我們在學校裡面要呼吸的，需要新鮮空氣，我們要自由」。
五月學運對法國的深遠影響
68年之後，包括父母與子女、老師跟學生、老闆與勞工，關係的變化很大，勞工在勞資關係之中獲得更大的權利、婦女更為解放、文化也更為開放，這在社會政策方面非常明顯。像是在71年，有343位比較有身份地位的法國女性（包括西蒙波娃、莒哈絲、莎岡、凱薩琳‧丹妮芙、演員珍妮夢露、導演阿格妮絲‧瓦達等人），聯合發表了「343破鞋宣言」，公開承認曾經墮胎，要求修改法律。74年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政府的一位女性衛生部長提案，國會通過後法國終於允許墮胎，這顯然是受到68年的影響。所以從這方面看，68學運並不是失敗的，還是有它很積極的一面。
至於戴高樂68年雖然沒有辭職，五月學運還是讓他組織了一個新政府，新的閣員都是比較開明，比較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所以潘鳴嘯也才參加了學生與新教育部長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的談判。潘鳴嘯強調，富爾原來是一名左派，右派的戴高樂政府竟然願意邀請一位左派分子入閣，所以在政治上的變化還是有的。
這場五月學運對戴高樂衝擊很大，因為他自認是一個歷史人物，潘鳴嘯說「我承認他是一個歷史人物，只是有點過時了。」戴高樂對這個衝擊很不服氣，想要證明自己沒有過時，但是他當時的妥協讓左派覺得不夠、右派覺得太危險。在1969年的公投失敗後，他還是下台了，所以戴高樂68年的「成功」還是一場失敗。戴高樂之後的政府雖然還是右派政府，但是努力讓法國現代化，是比較現代的右派政府。
「我已經不一樣了」
學生們在學運後回到學校上課，潘鳴嘯也開始學一邊學哲學、一邊學中文，因為一方面他對文化革命、中國革命感興趣，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哲學感興趣。潘鳴嘯說，五月學運確實改變了他的想法。像是他的一個好朋友當時去了印度，所以68年不在法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潘鳴嘯就覺得兩個人之間有了距離。他的朋友還是一派嬉皮作風，「但是我已經有變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