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到84年，大專學院活躍的學生領袖們，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義」這些堂皇而抽象的觀念支配下，支持脫離殖民地、回歸祖國、民主治港。那時文革已過去多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管治也趨於寬鬆，因此年輕人反對中國97年收回主權的不多，根本搞不起運動，更別說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從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史對中共有所認識，許多人都從大陸避秦來港，但他們有家庭、事業的包袱，對強權只想到要「躲開」，也就是找尋「太平門」，抗拒中共的意識明顯，但不會也不敢面對中共抗爭。政治團體大部分由中產者組成，他們的思維是想方設法讓中共調整政策，或向英國游說關顧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為香港人權益僕僕風塵於倫敦、北京，都沒有結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香港沒有強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動。這也是事實，因為當時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隨大流，反正香港變得怎樣自己也無能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說上一輩的人接受「民主回歸」絕非事實，說上一輩的人沒有如後來般聯合抗拒「回歸」則是事實。但我覺得也應該在這裡把歷史背景講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數力拒主權轉移的人士之一，《明報》《信報》的評論也反映多數民意。六四後去了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主要講自己如何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如何與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異」。書中多次提到與前景社這些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術和傳媒中人的談話，以顯示他的寬容和耐心。
實際上，我們正面作思想交鋒只有一次，就是由陸鏗和新華社楊奇安排的對前景社成員的宴請和之前的座談，《許家屯回憶錄》說，「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的『異』，『求』了彼此的『同』，以缩斷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認為不愛國。」他說他與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
我也記得這一役，但記憶與許家屯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異」。前景社其他成員，因為是客人，包括主席勞思光都說話留餘地，我確實是不停提出尖銳問題和反駁許的講話的一人。
我主要問他，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來而且長期對中國有好處的對香港政策「長期存在，充分利用」，為什麼不「存在」、要改變了？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改變使中國付出多大代價？中國的對內施政確實比文革時好太多了，但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決定人民的命運，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決策而沒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誰能夠保證鄧小平以後的政策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