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則被逼出了自責：「為什麼我沒有預見到大屠殺？為什麼我還活著？」在九十年代普林斯頓時期，她有一次打電話給我，說波士頓那邊有一群人把吾爾開希叫去「清算廣場激進主義」，開希要她也過去「揭發李錄」。
「他說我要不去，他們就把我撂出來，你說我怎麼辦？」
「揭發人的事，得妳自己決定，別人沒法替妳拿主意。」
我有點避嫌，絲毫不敢鼓勵她這樣或那樣，只任她獨自去面對。即使到了這一步，柴玲還一直守著一個祕密：「血流成河」這句話，其實是她從李錄那裡鸚鵡學舌來的。
打碎「性別偶像」
到此便引出一個問題來：柴玲的「革命經歷」中，一直有兩個男性主宰著她，封從德和李錄，雖然他倆都是她的副指揮，但她崇拜他們，對他們言聽計從，甘願被他們控制。比如，封既是她仰慕的偶像、革命家，也是「咧嘴一笑」的男孩子，她在「北高聯」籌委會「做祕書、跑後勤」，自己承認「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忠實的妻子對她的丈夫的奉獻」，儘管封認為她只有「小女人的觀點」，而且一選上「北高聯」常委，馬上就把「自己老婆」開除掉。直到那一刻，柴玲才聲稱「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女子也誕生了」—這是一連串多麼活靈活現的「性別語言」，但是柴玲告訴我，她甚至在書寫時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後來李錄一出現，柴玲又成為一個附庸。她很多次寫到李錄「清晰的頭腦、鎮靜、有決斷力」，但是讀者從她的筆下看到的李錄，正是反對撤退最堅決的人；她寫到軍隊被北京百萬市民堵在四郊時，五月二十七日李錄說：「我們實際上是在等待一場鎮壓，只有到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百姓才會聯合起來推翻這個政府」—後來她在遺言中引述了這句話，生動地顯示柴玲缺乏自己的語言來描述「廣場處境」，不得不說李錄想讓她說的話；匪夷所思者，又在六月四日清晨學生撤出廣場的途中，李錄緊緊拽著柴玲：「太糟糕了！咱們回廣場去吧，學生領袖一個都沒死。」柴玲這本書寫了很久，寫到最後她終於不再「掩護」李錄。
我至今不懂，為什麼別的學生領袖並無自責—封從德有沒有難說，李錄則沒有，他早就預見到大屠殺，他成熟得跟我們這一代人沒區別—而只有柴玲痛苦不堪？只因為她是一個女性？她更善良？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柴玲最終釋放痛苦，跟她打碎了那兩具「性別偶像」，必定相關。
雖然平實地說，任何一個學生領袖，無論理性的還是激進的，對死難者都沒有責任，但是外界的聲討，終於逼得他們必須清清楚楚地分擔起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實在是一個中國式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