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的絕食總指揮，最初是去拽她丈夫回家的；一個自稱認識鄧家的人，私下找柴玲先是婉勸「給老人一點時間」、後又唆使她「乾脆徹底一點」；趙紫陽絲毫未察覺他的對話、疏導方針對靜坐學生是無效的，且懵懂於他們以運作絕食來回應他；「讓廣場血流成河才能喚起民眾」這句話，不過是柴玲轉述的李錄語錄；她在美國求得的第一份職業，竟要改名「伊莉莎白．李」；「尖子班」公司的女創始人生養了三個女兒，她非常痛苦她本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
這些隱祕，與其說為八九天安門運動增添了關鍵性史料，倒不如說展示了一個罕見的文本：一個女性在一場革命中的苦難。這個來自黃海之濱的「尖子」女生，擔任舉世震驚的「反專制」學生運動的頭號領袖，慢說是一場誤會，至少是一個偶然，她則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一切後果，包括恐懼、逃亡、遺棄、辱罵、審判、千夫所指……直至她找到了「一個更高的力量」。柴玲的回憶錄寫了快二十年才付印，就是因為她在沒有徹底「重讀」自己之前，是找不到結尾的。一場「革命」後的性別意識覺醒，一種頗為時髦但也老生常談的「女性主義」書寫，因為鋪墊在波瀾壯闊卻結局悲涼的「八九天安門」背景下，竟獲得了某種來自東方的新鮮感，和嵌入集權社會的立體感。
原始恐懼
柴玲的成長背景很特別，不是大城市但也不是窮鄉僻壤，不是標準的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但也不是工人農民。她生於一個小漁村旁邊的軍事基地，由奶奶撫養大，父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軍醫。這種既在邊緣、又受文化交叉輻射的特定環境，賦予她善良、敏感、倔強、複雜也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基本上，她是一個好勝爭強的女孩。更重要的是，這種出身不僅使她領悟從社會下層到上層的通道（「尖子」），一旦接近上層就能敏感到這個體制的粗暴。
柴玲在回憶中很清晰地表達出「八九一代」的造反初衷，絕非盲目浪漫，他們是中共歷史上開始具有「個人對抗體制」意識的第一代人。她濃墨書寫的「北大小賣部事件」是生動的一例。那個售貨員和北大公安局警員，即這個體制的最一低級代表（或零件），舉手投足之間就可以傷害、侮辱、整肅他人，其手段則是「檔案」，連毛澤東都有一個小檔案櫃，藏著諸如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彭德懷的黑材料。
「當謠言繼續四起的時候，我感到被指責的迷霧包圍，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無辜」—柴玲直到二十年後還沒法證明她的「無辜」，她「人生的雨季」其實一直就是這兩個字—所以，她第一次在紀念碑下聽演講提到「為什麼黨有我們的個人檔案」，有茅塞頓開之感，「革命禁忌」一瞬間就被打開了，無論她是不是「職業革命家封從德」的妻子，她都會「參加革命」的。五月十四日所謂「十二學者上廣場」那次，在沸湯的夜色裡，我們一行人被兩排學生手把手地護送到紀念碑下，我身旁有個女學生，戴頂網球帽，身材嬌小，有點特別，我就記住了她，逃出中國後才從「八九六四」的影像資料中再次辨認出來，她就是那個倔強的總指揮。 （相關報導： 一個謎一般的革命者的人生歷程：《周恩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
其實原始恐懼一直陪伴著柴玲，比如私下接觸的那兩個「舉止麻利、穿黑西服」的男子開車送她回北大，她疑心自己會「人間蒸發」；餓昏了被送進醫院，她也很警惕被注射別的藥物（畢竟是醫生的女兒）；很弔詭的是，她卻一點都沒有共產黨逼急了會動兵的概念（也許就因為是軍人子女）。所以，廣場上的學生們，對地安門鄧府裡「垂簾聽政」廢黜一個總書記的「高級政治」，毋寧是麻木冷漠的（這正是「原始恐懼」的變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