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是何許人？台灣的年輕世代和不注意冷戰史的人，可能感到陌生。
台北有一條里程最長的羅斯福路，和一條麥帥公路，但沒有杜勒斯路，甚至沒有一座紀念銅像。論對台灣民主與生存的貢獻，杜勒斯遠超過羅斯福與麥克阿瑟，但蔣介石選擇忘記，讓杜勒斯成一個對台灣命運影響最大的隱形人。
其實，杜勒斯這個名字，台灣人應該都很熟悉。去過美國華府地區的人都知道，也很可能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這個機場就是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命名。沒有去過美國，但出過國的人，也知道最早的桃園機場大廈就是仿杜勒斯機場建造。
羅斯福給蔣介石面子，邀他出席開羅會議，讓他宣傳是「三巨頭」之一，也以一紙會議新聞公報宣稱要把滿洲、台灣與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麥帥挑戰杜魯門政府的立場，強調台灣戰略地位重要；蔣介石感念這兩人還不離譜，但真正施展外交與嚇阻手段，保障台灣安全與生存，貢獻最大的應該是杜勒斯。
保障台灣安全不被中共併吞，讓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在台灣「偏安」，那蔣介石為什麼不感念他？蔣介石與杜勒斯有什麼矛盾？杜勒斯如何挖空心思，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凍結」在台灣？他「維持現狀」，拖以待變，和平演變，與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的原則，對台灣命運的影響到今天還存在。
杜勒斯家族與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有奇特的淵源。他外祖父福斯特（John Foster）曾擔任過國務卿，離職後任律師，經他曾任大清駐華府公使館顧問的女婿藍辛（Robert Lansing）介紹，出任李鴻章與日本談判馬關條約的法律顧問，把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
藍辛是杜勒斯的姨父，後來也出任國務卿，與日本帝國達成「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利益。
杜勒斯出任國務卿前則主導舊金山對日本和約，堅拒蘇聯集團和英國的壓力，主張日本只宣布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不讓渡給任何國家。「台灣地位未定」就留給台灣以後演變成新國家的生機。
與杜勒斯溝通交往最多的國民黨駐美大使顧維鈞，推崇杜勒斯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或家族比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對「中國」更友好。
這本書以美國外交文件及相關著作，檢視杜勒斯外交策略對台灣命運的影響，他立場反共，但與立場同樣反共的蔣介石矛盾在哪裡；為什麼他與戒嚴統治下，對台灣前途沒有發言權的台灣人民利益更契合？
顧維鈞對杜勒斯的評價，從民主化後的台灣世代來看，應該是：沒有一個美國人比杜勒斯對台灣民主生存的貢獻更大。蔣介石選擇忘記，台灣人不能跟著忘記。
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一般人對杜勒斯的印象，都知道他是反共大將，制訂戰爭邊緣政策，把他當冷戰勇士，對他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年代，那是韓戰剛結束，冷戰對峙嚴重時期，人類面臨核子毀滅性武器，兩大陣營必需謹慎因應的危險年代。
但杜勒斯的宗教背景、律師訓練，和政治與外交家世培養出來的性格，顯現他處理外交事務並不是絕對性的堅持法律與道德原則，而是趨向務實、考慮現實的可行性、美國國會能接受的程度，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宗教對杜勒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要維持和平，他主張以演變、漸進方式改變現狀，而不是以武力手段尋求立即解決。根據這個原則，他主張國際間爭端，應尋求和平解決，如果一時找不到合理解決之道，便應有耐性，不強求解決，等時間與環境演變到能適當解決的時候再說。如果有一方不待時機成熟便要強行解決，那只有戰爭，而基本上他不主張戰爭。
律師和宗教影響，使杜勒斯接受世事的相對性，和不追求理想主義的完美。他外祖父是共和黨的溫和派，國際主義者，他在政治上也走共和黨溫和派，外交上跟他外祖父一樣的國際主義者。不完美常反映在民主政治的妥協，杜勒斯的黨派屬性，雖然使他成為共和黨戰後外交政策的主要建構者，但他瞭解戰後政治環境，外交政策需要國會兩黨支持，而國會也成為他對外交涉時可運用的籌碼。
杜勒斯寫過許多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論述結集成《戰爭、和平與改變》（War, Peace and Change），戰後所寫涉及和平之概念與冷戰架構的討論，則以《戰爭或和平》（War or Peace）出版。
《戰爭、和平與改變》的基本立論在強調改變是不可避免，頑固的抗拒改變現狀，杜絕和平改變的機會，只有導致戰爭。他主張去除改變的阻力，培養便於和平改變現狀的條件，因為改變的阻力會造成分裂，也導致戰爭。
他也批判短視的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是毀滅我們的最大威脅。玩弄民族主義的獨裁者把國家個人化，把自己與神等量齊觀，其他國家則屬邪惡，這種概念應加制止。他主張開明的自我利益和國際主義。
杜勒斯對現狀、和平及慎防獨裁者藉民族主義興風作浪的論述，乃因他曾參加戰後處理賠償問題的經驗，及瞭解德國在戰後再起的背景。他指出，在1920年代，美、英、法都在鼓吹和平，但他們的理想都未能達成，基本原因就在對和平的性質與觀念嚴重誤解。和平被視同「現狀、穩定與僵硬」，沒有良性改變的機會
依他的哲學認知，改變是必然的，而改變只有2種方式：和平的改變，和武力的改變。他強調和平改變的必要，那也是人類終要面對的事實。他主張透過改變的架構以尋求和平，並指責美國在1930年代只是保守的國際現狀維護者。
杜勒斯對堅持現狀的人有尖銳的批判。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下的人，試圖無限期的保持眼前的狀態。對他們而言，和平的意義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受干擾，而干擾和平的人也就是尋求改變的人。杜勒斯指責試圖維持現狀者是明知改變不可避免，卻想藉對現狀貼上「和平」標籤，來拖延改變的發生。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台灣日報駐美主筆。現為自由時報特約撰稿人，從事美國東亞外交事務研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