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KTV，警方都會特別為我點播一首歌，他們說他們知道這首歌一定會觸動我的情感。這首歌的歌名叫做〈台北的天空〉，它的歌詞如下：
台北的天空
有我年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和共享的角落
台北的天空
常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風雨的歲月我只願和你渡過
第二段有幾句歌詞則是：
我走過異鄉
我走過滄桑
如今我又再回到
自己的地方
有一次在一家有陪酒小姐的KTV，我說我想要拍照以紀念這「美好的時光」。警方立刻表示我不可以拍照。我問為什麼？他們回答：「這些小姐會很尷尬的。」當然，真正會尷尬的應該是這些警察。
警方一直嘗試要和我在一起。有一次，我為了脫身而搬到一間「愛情旅社」。結果不到2天光景，他們就在旅社大廳派駐了1位員警，讓我知道他們知道我人在哪裡。警方不停地要求我要保持「低調」並早點返家。我告訴他們，我一直都保持低調，但是如果我提早離開台灣的話，這趟旅程就算失敗了。事實上，我只接受3場專訪，3場都是與值得信任的記者，而且三場的內容都是在我離開台灣當天，7月17日早上才刊登。這些專訪是台灣民眾首次有機會瞭解我在1980年的遭遇。
首場專訪是與《自立早報》。4民主化後，從威權時期存活下來的《自立晚報》創立了《自立早報》。2份報紙在1990年代早期都是相當受歡迎的。此外，《自立早報》的社長吳正朔是我的老朋友，1980年時他是為《聯合報》服務，但是他也在1979年10月，為獨立雜誌《大紀元》撰寫了一篇關於中泰賓館事件（詳第1章）的重要報導。
這場專訪分為3部份。主要的文章是由徐璐執筆，她是台灣首批前往中國採訪的記者之一。吳正朔也寫了一篇題為「又見家博」的文章。第3篇文章在版面上有著搶眼的標題：「罵三字經，溜得很！」這裡指的是我接受警方24小時馬拉松式偵訊（詳第6章）。
在一位民進黨朋友的請求下，我第2場專訪給了《台灣時報》，一份總社在高雄、極具台灣意識的報紙。這場專訪成為頭版的主標題，而其他內容則完全重現1980年的新聞報導。我的第3場專訪給了《新新聞》雜誌，發行人江春男（司馬文武）是我20年的好友。由邱銘輝執筆的主要報導，如同其他主要報導，涵蓋了我在1980年所遭遇的事。江春男則寫了一篇對我個人很友善的描述，說明我涉入林宅血案「從頭到尾都是極荒謬的誤會」。
在我離開台灣的那天早上，我受邀參觀長老教會的台北神學院並發表談話。在問答時間，有人說，「我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你可以用台語罵髒話，可不可以為我們示範一下？」我回答，我不認為在神學院罵髒話是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