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2年後重返台灣時，我才知道台灣政府把我列為「黑名單」；也就是說自從我在1980年離開台灣後，我就不被允許回到台灣。因此，不知不覺間，我成了這個威權政府所懼怕的人物之一。事實上，雖然我在台灣有許多朋友，我並沒有計劃要申請來台灣，因為我一點都不想再接受10個禮拜的「警方保護」。
一則關於我狀況的間接測試發生在1984年10月，當時我女兒的母親想要帶我11歲的女兒回台灣，探視外祖父母及其他親戚。很自然地，我會擔心我女兒的安全，尤其是歷經林宅血案的衝擊之下，所以我謹慎地詢問美國及澳洲政府，確認我女兒是否可成行。2個政府都相信我女兒會很安全，因此我就同意她前往台灣。
我女兒的旅程除了行李遺失之外，一切相當順利。因為她沒有衣服，所以她的親戚幫她買了新衣服。一週後，她的行李「被找到了」，裡面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因為情治單位很仔細地翻查過，以確保我沒有偷渡任何「不法」的東西進入台灣。我當然沒有，因為我不希望危害到我女兒的性命，但是這是一個警訊，意味著在那個年代，台灣的情治單位依然持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同我曾在他處寫過的，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台灣才開始民主化。當時的台灣駐澳洲代表是李宗儒。李宗儒與我是好朋友，因為他起初是派駐在墨爾本，因而我們時常見面。1991年的某日，李宗儒注意到台灣已然有了極大的變化，於是建議我申請前往台灣。我說我不會提出申請，但是我同意他向台灣政府報告已經與我談過，在我感覺安全且隨時可依計劃離境的前提下，我將很有興趣再度回到台灣。李宗儒寫給台灣政府好幾次報告，但是都沒有接到任何關於我的回音。
我在1991年初從La Trobe大學轉到Monash大學任教，而且在1992年被任命為澳中理事會的成員。對澳洲人而言，這是個頗具地位的任命，需要澳洲政府的核准，其他成員也都相當資深，包括一間主要銀行的總經理，以及數名澳洲外交與貿易部的資深同仁。李宗儒再次發函回台灣政府，這一次他特別指出我現在在澳洲具備不容忽視的重要性。最終，我收到了簽證，並計劃在台灣停留一個月，1992年6月16日抵達台灣，7月17日離開台灣。
李伯大夢重回台灣
李宗儒發給我一張效期60天、單次進入的簽證，上面用中文手寫註記著「家博，依據外交部81.2.26第898電辦理」。澳洲駐台辦事處安排了一間他們附近的飯店給我。如同我在回到澳洲時寫下的：
在前往台灣的班機上，我讀了華盛頓‧歐文的小說《李伯大夢》，這是關於一個人在沉睡了20年後醒來，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的故事。雖然我只睡了先前12年的3分之1不到，而且一直在遠方關心著台灣，我發現李伯與我有許多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在李伯睡著的這段期間發生了美國革命，而台灣過去12年發生的主要政治改變可稱得上是革命性的嗎？此外，像李伯一樣，我也很擔心「會需要花上一點兒時間才能夠熟悉各種八卦的軌跡，或是才能夠理解冬眠期間發生的各種陌生事件……」。
在頭幾天事情似乎一切順利。我開始與老朋友碰面。接著在某一天，我聽到有人敲我房門，原來是曾經在1980年和我一起跑步、被我暱稱為「影子」的警官江雲程。他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我看見他心情卻很複雜，因為我原本希望此行不要再跟警方有所牽扯的。隨後，他帶我去見一位專案小組的資深警官，並告訴我，他們很擔心我的安危。
數日後，我搭乘火車前往嘉義，也來到了鄉下。我不知道當時幾乎鄉下每個人都有電話，所以我沒有在抵達前與任何人聯繫。如同我當時所寫下的：「當我回到我在鄉下的『家』，我著實地迷路了。西式建築幾乎取代了每一棟傳統農舍，就連道路都被拓寬而且移位了。此外，台灣鄉村的生活水準，在1971至1980年間曾大幅提升一次，而這一次又再度顯著地提升了。」很幸運地，當我步下計程車時，一位年長的婦人看到我並詢問：「你是不是家博？」我回答「是」，她就帶我到我「家人」的新家。他們都非常高興能夠再見到我，不一會兒村民們也都前來歡迎我。
很不幸地，我的到訪也招來了超過百名警力實質入侵這座村莊，許多村民都對此指指點點。當人們用開玩笑的語氣說著：「有這麼多人看守，我們今晚不用鎖門了。」我知道事情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當時為了以防萬一我有任何問題，資深警官給我他的名片，並交代如果我有任何困難就與他聯繫。於是我打電話給人在台北的他，表明這樣入侵村莊是不必要的。我告訴他，我在村莊裡覺得相當安全，而且這樣的舉動已經令他的下屬成為眾人的笑柄。
他立刻驅車南下，我們就在警察局內與當地警察局長討論此事。資深警官同意將他的人員全數撤回。他們原本希望我一旦離開村莊就要知會他們，但是我說，我在我的田野調查範圍內都覺得很安全。然而，我同意如果我走出了我的田野調查範圍，我會讓當地警方知道。資深警官也詢問我是否願意搭他們的車回台北。由於我沒有走過中山高速公路，它是在我離開台灣的12年間興建完成的，所以我同意了。
接下來幾天我在鄉間拜訪了許多老朋友。警方依照先前的協議執勤，沒有對我造成任何妨礙。
當我要返回台北時，我和警方同行。很不幸地，中山高速公路車多擁擠，車行速度相當緩慢。雖然我們乘坐的車輛外觀沒有任何標示，但是塞到某個程度後，警方拿出閃光燈及鳴警笛，我們就改從路肩行駛，速度才有稍微比較快。
在台北，我告訴警方我住在哪裡，雖然他們早就知道了。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甚至已經訂好了我隔壁的房間。不用說，我對此有多沮喪了！警方持續尋求與我維持密切的互動。他們頻繁地邀請我外出吃晚餐，我們還一起去了許多間KTV。他們向我解釋有女服務生的KTV與有陪酒小姐的KTV之間的不同。根據警方的說法，如果女人在你前面彎腰屈膝，那你不可以碰她，如果女人坐在你的旁邊，那你就可以表現得更為友善。我們兩種類型的KTV都去過，但是我從來沒有利用我的新知識佔人便宜，因為我不希望警方在我的資料上新增一筆！（這時，我也已經結婚了。）
每次在KTV，警方都會特別為我點播一首歌，他們說他們知道這首歌一定會觸動我的情感。這首歌的歌名叫做〈台北的天空〉，它的歌詞如下：
台北的天空
有我年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和共享的角落
台北的天空
常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風雨的歲月我只願和你渡過
第二段有幾句歌詞則是：
我走過異鄉
我走過滄桑
如今我又再回到
自己的地方
有一次在一家有陪酒小姐的KTV，我說我想要拍照以紀念這「美好的時光」。警方立刻表示我不可以拍照。我問為什麼？他們回答：「這些小姐會很尷尬的。」當然，真正會尷尬的應該是這些警察。
警方一直嘗試要和我在一起。有一次，我為了脫身而搬到一間「愛情旅社」。結果不到2天光景，他們就在旅社大廳派駐了1位員警，讓我知道他們知道我人在哪裡。警方不停地要求我要保持「低調」並早點返家。我告訴他們，我一直都保持低調，但是如果我提早離開台灣的話，這趟旅程就算失敗了。事實上，我只接受3場專訪，3場都是與值得信任的記者，而且三場的內容都是在我離開台灣當天，7月17日早上才刊登。這些專訪是台灣民眾首次有機會瞭解我在1980年的遭遇。
首場專訪是與《自立早報》。4民主化後，從威權時期存活下來的《自立晚報》創立了《自立早報》。2份報紙在1990年代早期都是相當受歡迎的。此外，《自立早報》的社長吳正朔是我的老朋友，1980年時他是為《聯合報》服務，但是他也在1979年10月，為獨立雜誌《大紀元》撰寫了一篇關於中泰賓館事件（詳第1章）的重要報導。
這場專訪分為3部份。主要的文章是由徐璐執筆，她是台灣首批前往中國採訪的記者之一。吳正朔也寫了一篇題為「又見家博」的文章。第3篇文章在版面上有著搶眼的標題：「罵三字經，溜得很！」這裡指的是我接受警方24小時馬拉松式偵訊（詳第6章）。
在一位民進黨朋友的請求下，我第2場專訪給了《台灣時報》，一份總社在高雄、極具台灣意識的報紙。這場專訪成為頭版的主標題，而其他內容則完全重現1980年的新聞報導。我的第3場專訪給了《新新聞》雜誌，發行人江春男（司馬文武）是我20年的好友。由邱銘輝執筆的主要報導，如同其他主要報導，涵蓋了我在1980年所遭遇的事。江春男則寫了一篇對我個人很友善的描述，說明我涉入林宅血案「從頭到尾都是極荒謬的誤會」。
在我離開台灣的那天早上，我受邀參觀長老教會的台北神學院並發表談話。在問答時間，有人說，「我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你可以用台語罵髒話，可不可以為我們示範一下？」我回答，我不認為在神學院罵髒話是合適的。
在回顧這趟1992年的旅程時，我認為台灣正在經歷3個主要的改變。「台北仍然相當熟悉，雖然現在的它有著許多歐式商店、西式餐廳、速食店、新的摩天大樓、金融機構的自動提款機，甚至有著許多自動沖水馬桶，會在感應到你出現時釋放小水流，並在你離開時釋放大水流。」如同先前所提到的，鄉村地區的改變幅度更是可觀。
如同我在我的「李伯大夢」所寫下：
第2個巨大的變化是席捲全台各地高漲的台灣意識。直到幾年前，執政的國民黨仍在強調台灣的中國血統，並禁止提倡台灣文化。現在，數以千計關於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化書籍的出版填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標榜台灣美食的餐廳，不久前仍是帶有政治疑慮的，現在卻蓬勃發展，甚至在主要飯店佔有顯著地位。在台北及台灣的廣播可以聽到更多台灣主要的地方語言，台語。就連外省人也開始學習台語，台語儼然成為選舉政治及商業活動的使用語言。重要的是，許多新生代外省人在台灣出生與成長，也抱持著新興的台灣人認同。
台灣人現在對他們的文化感到驕傲。在我停留台灣1個月期間，曾無數次被招待至欣葉台菜餐廳用餐。值得一提的是，陳菊有頓晚餐是招待我去福華大飯店的台菜餐廳蓬萊邨。陳菊告訴我，在兩蔣執政時期，主要飯店的餐廳必須要提供中國菜，例如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廣東等地的料理，再不然就是外國餐廳。台灣料理是被禁止的。在之後的旅程中，其他台灣朋友也都招待我去蓬萊邨及欣葉連鎖餐廳，而當我要向外國朋友介紹台菜時，換成我反過來招待他們去吃蓬萊邨及各家欣葉分店。
最後，在這趟1992年的旅程中：
台灣「民主化」的程度令我吃驚且印象深刻。新聞現在擁有「絕對的」自由（援引反對派發行人的用字），雖然廣播仍然掌控在國民黨手中。就連主張台灣獨立都是合法且政治上可接受的事。許多老朋友，不論是資深的學者或是平凡的農夫，都說他們不再害怕警察。
很顯然地，國民黨做為一個曾被美國官方研究描述為世界上最有錢的政黨，不會輕易地被取代，但是國民黨內部的重要政治衝突已然擴大了政治辯論的界限。而反對黨民進黨的領袖，在我1980年訪台時都遭入獄或流放，現在則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且受人尊敬。
另一個令我相當吃驚的，包括反對黨領袖在內的眾人，不關心軍隊及情治單位的潛在政治角色。軍隊與情治單位在194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中期，扮演著支撐台灣威權體制的關鍵性角色。這些反對黨領袖主張台灣軍隊正進行本質上的路線調整。
陸軍是對文人政府最大的威脅，陸軍不再需要具備入侵與佔領中國大陸的能力，他們正逐漸讓渡資源給核心任務為防衛台灣的海軍及空軍。軍隊中大量的台灣人兵員及高階軍官逐漸台灣化，也減少了軍人干政的可能性。此外，軍隊長期以來建立了良好的領導人輪調體制，以避免部隊形成對指揮官的個人效忠。同樣地，許多政治領袖不擔心情治單位，舉例來說，最近已經廢除了在政府及教育機關中協助調查局情蒐個人檔案的「人二」。
然而，一些在台灣的人（包括我）仍然視軍隊及情治單位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潛在威脅。軍隊仍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與社會整體隔離，並擁有可觀的武力。此外，儘管《憲法》條文規定軍隊國家化，不為特定政黨服務，但是國民黨仍舊在軍隊各層級都安插有政治幹部。情治單位同樣也繼續存在，並且在未來有著不確定的角色。政府在1992年7月31日廢除了令人懼怕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但是國防部長只強調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廢除後其軍隊功能的新安排，卻沒有解釋該組織大量情治功能的未來。
假設台灣的軍隊及情治單位仍然受文人控制，那麼繁榮、民主化及台灣意識的增加，意謂著台灣的事實獨立會無限期地持續。就連一向主張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執政黨國民黨，也在1991年12月的國會大選中一再重申「2000萬台灣人民中，沒有人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統一」。因此，我們可以預測中國共產黨希望藉由「一國兩制」將台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將持續失敗。
另一個李伯在10年後的台灣將會看到什麼？一個有天賦且更推崇民主化、台灣意識以及台灣繁榮的新生代領袖，將會全然取代在中國大陸成長的舊世代國民黨領袖。假設目前的趨勢持續，台灣將會完成轉型程序朝向真正的民主。雖然不再是個軍事威脅，台灣將形同一個對中國大陸主要意識形態的威脅，因為台灣的存在將會決定性地證明「中國文化與民主不相容」這句教條是相當荒謬的。
1992年下旬，為了觀察同年12月19日台灣立法委員選舉，我再次申請簽證。儘管有台灣駐澳洲代表李宗儒的支持，儘管我已經預訂了3種不同時間組合的機位，我卻從未收到簽證，所以我只得留在墨爾本進行選舉分析。
＊作者專精於台灣民主政治研究，其博士論文探討派系政治、面子和「關係」在台灣地方政治的重要性，也是第一位以「走路工」來探究派系、買票與選舉關係的學者。熟悉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並以學術專書《Democratizing Taiwan》具體紀錄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曾被列為「林宅血案」關係人被監控。本文摘選自《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第7章（允晨文化）
